16個氣膜艙整齊排列，蔚為壯觀，身著防護服“全副武裝”的實驗員不時出入；過道里，一個個紙箱子層層堆放，里面裝滿了儀器、試劑和防疫物資……
面對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聚集性疫情，不久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武漢保衛戰”中立下戰功、又在全球戰疫中將自主研制的核酸檢測設備和診斷試劑“覆蓋”上百個國家和地區的深圳華大基因“臨危受命”，迅速從武漢、深圳、青島等地調集約千人的隊伍集結北京，在北京大興體育中心建立第8座氣膜版“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即全球第92座“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顯著提升了北京核酸檢測能力，截至6月30日已完成約100萬份樣本的檢測……
6月23日拍攝的北京首座氣膜版“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新華社發（陳鐘昊攝）
當前，中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形勢持續向好，而放眼全球，疫情仍在傳播蔓延，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1000萬例。
“火眼”為什么緊急“空降”北京？北京疫情防控進展給人以怎樣的啟示？全球確診病例突破1000萬人意味著什么？究竟應該怎么看人類和自然，人類和微生物的關系？面對疫情防控常態化，普通民眾應該怎么做？……
帶著一系列問題，記者近日和“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總指揮、華大基因首席執行官、科普著作《生命密碼》作者尹燁博士面對面訪談3個小時，聽他講述“生命的密碼”。
構筑一個“大壩”
應對核酸檢測“洪峰”
問：能否說說“火眼”是怎么“空降”北京的？
答：我們是應北京市和國家衛健委要求緊急增援的。我和華大集團董事長汪建老師6月20日晚上到達北京，不到3天就在大興體育中心建起了包括9個氣膜艙的“火眼”實驗室，由于樣本量太大，后來又調了幾個到北京，增加到16個艙。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單體核酸檢測實驗室：16個艙，每個艙占地面積有75平方米，一天的設計通量按單管檢測能達10萬人份，如果按照“五混一”混檢，一天最高可檢測50萬人，助力北京“應檢盡檢”和“愿檢盡檢”。我理解，我們其實就是構筑一個“大壩”，以應對核酸檢測的“洪峰”。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市、大興區都給了非常大的支持，因為建設“火眼”要用不少施工人員，需要大量電力，還要統籌消防、安保、后勤等問題。
第一次大規模使用分子生物學技術
“對抗”一個新發現的病原體
問：您剛才說，這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單體核酸檢測實驗室，這究竟是“喜”還是“悲”？
答：最近網上不是流行一個段子嗎？老北京人見面已經不是說“您吃了嗎”而是問“您核酸了嗎？”從積極方面看，這次疫情是一次難得的生命科學大科普的機會。如果說大約100年前，人類對病毒不了解、某種程度上是以“群體免疫”和隔離阻斷的方式對抗西班牙大流感的，那么100年后的今天迎戰新冠病毒，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使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對抗”一個新發現的病原體。這是一次全民對生命認知的教育過程，是一次科普過程。
換句話說，這次疫情固然是一次“瘟疫”、一場災難，但是從人類對生命科學的認知、對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的了解角度看，它幫助更多的人認識到底什么是基因、什么是核酸、該以什么態度理解生態，也使更多人認識到21世紀是生命科技的世紀。
“我們不能看輕任何一個物種”
問：您從事基因組學研究有10多年。人類和新冠病毒都是由堿基組成的，現在這個小小的病毒對人類竟然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您說生命微妙不微妙？
答：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地球的年齡已有約46億年，從化石證據看，生命起源于30多億年前。最開始的生命其實就是一段一段的核苷酸。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簡單到復雜，從水生到陸生，從低等到高等，從無性到有性，生命不斷演化。
直到這幾年，我們不斷被“打臉”，新冠這么簡單一個病毒居然能把人類這種號稱有最高智能的生命折騰成這個樣子。生命本身都受生命密碼也就是基因的調控，所以我們不能看輕任何一個物種，更不能過高估計人類。這很像我們下動物棋，有象、獅、虎、豹、鼠，老鼠可以克制大象，一物降一物，環環相扣，最后形成一個大循環，人類注定只是這個大循環、是生態鏈上的一個點。
“我們被冠狀病毒‘絆倒’了3次”
問：這里面有一個“人類觀”的問題？
答：對。人類有了智慧，就很容易自大，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人定勝天，甚至可以掌控萬物。但人們后來發現，人類基因組有30多億個堿基對，可是過去17年里我們卻被大約只有3萬個堿基的冠狀病毒“絆倒”了3次：第一次是2003年的SARS病毒，第二次是2012年的MERS病毒，這次是COVID-19病毒。一直到今天，人類還在付出高昂的防控成本，疫苗研制也還在一個艱難爬坡過程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解決。比如核酸檢測能力，有些國家一直到今天連一個像樣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都沒有。
我們要思考應該如何和微生物更好地相處，如何和其他生物、和環境更好地相處。人類雖然可以改造自然，但在自然面前應該謙卑，歸根結底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過去講“天人合一”，至少是使生態環境可循環、可持續，可以永續發展，人類和自然應該“和平共處”。這是這幾次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給我帶來的思考。
“多少人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
問：這次新冠病毒在不到半年時間里橫掃全球，您怎么看？
答：有人說，人類從歷史當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面對這次疫情，一些時候，A國犯的錯誤B國還會再犯一遍。個別國家從一開始就輕敵，包括個別發達國家，其實早就應該強制普及戴口罩，新冠主要由飛沫傳播，為什么不戴口罩呢？多少人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
人類17世紀下半葉才開始認識細菌，然而到了今天，人們發現細菌紛紛出現了耐藥性，耐藥性研究已變成全世界關心的話題。這也說明人類和微生物之間的相處還處于一個低級階段。換言之，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擺脫“微生物動亂”，或者說，微生物當中一定有一群“激進分子”會不停地搗亂，帶來瘟疫。過去帶來瘟疫的可能是細菌和寄生蟲，這幾年主要是病毒。人類在最近半個世紀遇到的病毒，除了冠狀病毒，還有禽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等。
“對自然界的打擾，現在到了歷史最高峰”
問：仔細想想，似乎確實是近些年各種病毒帶來的問題層出不窮？
答：我們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背后有三個深層次的問題：第一，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認知自然，老是去打擾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隨隨便便地進入深山老林胡亂砍伐，這個過程中可能就打攪了一些不該打攪的遠古微生物，它就可能跨越物種屏障。人類對自然界的打擾，現在到了歷史最高峰。
第二，人類人口密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高過。今天全世界有大幾十億人，這在一個世紀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些國家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八十，意味著大家集中在一起生活、工作、社交和學習，傳染病的傳播就可能很快。
第三，從來沒有一個歷史階段，像今天這樣交通便捷。交通工具的便捷極大加速了微生物的傳播。
“全世界都控制住了
這次疫情才會平息下來”
問：怎么看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
答：新冠病毒的感染不分國家，不分人種。我們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多了一個更為緊迫的內涵，就是發展公共衛生事業，建設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今天，哪一個國家自己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沒有用，只有全世界都控制住了，這次疫情才會平息下來。
從基因、人類易感性上看，新冠疫情早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抗擊新冠病毒，不是國和國的競爭，不是公司對公司的競爭，不是人種和人種的競爭，而是人類和病毒的競爭，是人類和時間的競爭，必須集中全人類的智慧和力量。
換言之，我們必須認識到，不能讓高通量測序、規模化核酸檢測等好技術只在發達國家，或者像中國這樣制造業比較強大的國家普及，我們更應去關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它們缺乏這個能力。大家要明白，如果這些國家的疫情不控制住，全世界其實沒有辦法真正平息下來。
“高大上的技術要接地氣”
問：華大憑什么能在短短幾天時間里，建起歷史上最大的單體核酸檢測實驗室？
答：我想是有幾個要素疊加。實驗室建一個小的相對容易，慢慢建一個好的也相對容易。但是建一個體量大的，又要求很快建設，不容易。
實際上，這得益于華大基因創始人在成立之初就強調的大科學、大平臺、大目標。華大基因成立就是為參加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一開始就追求一個宏大目標。所以華大確定戰略時，始終首先考慮的是技術的普及率和可及性是多少，一個技術最大的失敗不是實驗失敗，是技術出來了老百姓用不起。
高大上的技術要接地氣。在過去２０年的發展中，我們不僅掌握了自主設備和診斷試劑，更大幅度降低了基因測序、核酸檢測的成本，并利用國內強大的工業體系，具備了快速工程化的能力。
“雷神火神與方艙，要靠火眼來幫忙”
問：能否講講武漢戰“疫”的經歷？
答：武漢“封城”第二天，汪建老師就率隊逆行武漢，到武漢后就意識到當地核酸檢測能力不足。他是抗擊非典的老兵，太知道在一個新發、未知傳染病初期，病原和治療方法不清楚時應該干什么，就是要切斷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所以首先要盡可能地檢測，當時我們提出來叫“飽和”檢測，也就是今天的“應檢盡檢”。第二是要“隔陽”，把陽性感染者隔離起來。第三叫保陰。
當時，雷神山、火神山建起來了，方艙的概念也提出來了，我們當時就覺得應該有一個“雷達”，盡早去發現感染者、患者，也就是要通過檢測進行精準分類施治，防大于治。我們當時就編了個順口溜，“雷神火神與方艙，要靠火眼來幫忙。”
“火眼”實驗室“能辨別的不僅僅是新冠病毒”
問：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精準施策的前提是不是精準識別？
答：首先得精準預防，然后是精準檢測，最后是精準治療。我們還是要把工作放到精準檢測上去，一定要把關口前移，在疫情初期做好隔離是第一位的，而做好精準隔離的關鍵是識別出哪些人該隔離，哪些人不該隔離。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借用西游記里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來形容核酸檢測實驗室的作用，“火眼金睛”能辨別“妖魔”，實驗室能辨別病毒，我要強調，它能辨別的不僅僅是新冠病毒，所有因果關系明確的病毒、遺傳疾病都可以辨別。檢測通量上去了，老百姓能及時拿到結果了，恐慌情緒就下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應檢盡檢非常必要。
“逼”出來的氣膜版“火眼”實驗室
問：氣膜版“火眼”究竟是怎么想出來的？
答：在武漢戰疫過程中，我們也意識到，如果都建固定實驗室肯定不行，這要建，那也要建，哪有那么多施工隊去建？所以當時就想應該做移動實驗室。但是如果把實驗室裝進集裝箱，一方面受到車寬限制，一方面通量有限。這就逼著我們一定要想出一種更快的可移動方式，要負壓，還要能用貨機運輸。正好同濟大學的專家在做小的充氣隔離艙。我們就一起合作，構想并研制出了現在兩層膜、像趙州橋那樣拱形支撐結構、可實現負壓的氣膜版“火眼”實驗室。
哈爾濱出現疫情時，我們在那快速搭建起第一個氣膜版“火眼”實驗室，6個艙，一天可檢測1萬人，到現在已經運行50多天了。現在我們在非洲的加蓬、貝寧都建了這樣的氣膜版“火眼”實驗室。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華大基因創始人一開始就有大工程的思想，大工程是為了解決一個大目標，就是用基因科技造福人類。所以華大從各地調集了1000人，調了差不多接近價值1.4億元的物資，包括2000多臺設備、各種試劑、個人防護物資等。到6月30日，已經做了約100萬人的核酸檢測了。接下來，我們想推出更快速的檢測，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也想用更普惠的價格惠民。
“也許新冠病毒會和人類長期共存了”
問：這兩天全球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突破1000萬人，意味著什么？
答：第一，意味著也許新冠病毒會和人類長期共存了。人類要把病毒當成客觀存在的一部分，跟它和諧相處。第二，一些國家公共衛生領域存在短板，做得還不是特別到位。發達國家容易出現傲慢，發展中國家容易出現能力不足，包括各種混亂的認知、各種謠言。所以疫情前期我基本上一天寫一篇辟謠文章，其中一句話，就是說什么東西比疫情傳得更快？就是謠言。謠言造成心理恐慌。面對這樣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人類還遠遠沒有準備好。
實驗室樣本中心負責人馬紅霞在北京首座氣膜版“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氣膜艙內檢查樣本信息（6月23日攝）。新華社發（陳鐘昊 攝）
“一個很有意思的數據”
問：不少中外專家也像您一樣，判斷新冠病毒會和人類長期共存，這對普通人意味著什么？要長期戴口罩嗎？
答：病毒必須寄生，它一定不會把宿主都弄死。流感病毒理論上有很多個型，每年折騰一遍，人類只能和它共存。
歷史上最厲害的病毒是天花，靠打疫苗，某種程度上人類消滅了天花，送走了“瘟神”。流感病毒的高致死人群主要是低免疫力人群，所以一般每年流感季節前需要打疫苗。新冠病毒目前的病死譜主要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男性，所以未來防控措施上重點應保護老年人。
這幾個月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數據，大家突然發現，很多國家呼吸道病毒感染者大幅度下降，估計是戴口罩的緣故。一些做手足口病檢測的公司竟發現沒有了病例，為什么？因為學校都不開學，孩子不聚集就沒有手足口病暴發。這就提示加強公共衛生對防治消化道、呼吸道傳染病非常有意義。
“特別建議要提前做好環境監測”
問：接下來疫情會怎樣發展？冬天會來第二次疫情嗎？
答：很多人問我接下來會怎么樣。因為現在天氣畢竟熱，多篇研究文章也證明濕冷條件有利于病毒存活。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做好迎接秋冬季節“二次打擊”的準備，特別是謹防在人口密度很大但醫療資源不足的城市暴發。我特別建議要提前做好環境監測、預警工作，以前是發現了病人再倒過去找環境，但是這次新發地疫情出現后，環境一取樣就發現被大量污染了。
如果我們可以對農貿市場、冰庫冷庫、海鮮市場的空氣、水、物體表面定期取樣進行監測，一旦發現蛛絲馬跡就立馬進行消殺，切斷傳染源，就有望把很多疾病遏制在萌芽當中。建立“前哨”站，做好環境的核酸樣本監測，提前預警，是防大于治的體現，有利于盡快識別、切斷傳染源。
7月1日，在提取實驗室內，實驗人員制備提取試劑。新華社記者 彭子洋 攝
基因測序儀就是生命“顯微鏡”
問：這個建議很好，怎么做才更有可操作性？
答：我們已經跟多家CDC，包括幾家機場、高鐵站在洽談類似合作，做一個環境取樣系統。比如說在高鐵站離地1米到3米的地方設若干個取樣點，就像空氣凈化器里的濾芯一樣，我們可以對濾芯上的病毒、細菌或者支原體、衣原體進行測序，看看有什么，實際上就是把對病人的核酸檢測改為對環境里的微生物進行核酸檢測。
形象地說，基因測序儀就是生命“顯微鏡”，它不是直接看形狀，而是把你的序列“讀”出來，不光知道你長什么樣，還知道你是怎么組成的。如果把這樣一種環境監測和公共醫療體系結合起來，我相信人類至少對環境的認知、對疑難病原的預判，可能會達到一個相對心中有數的程度。
北京疫情“‘摁’得非常快”
問：你們經歷過武漢戰“疫”，這次參與北京戰“疫”，怎么看首都的防控措施？
答：我覺得不太一樣。武漢戰“疫”時，大家處于一個慌亂狀態，主要是武漢的感染者基數實在是太高了。那時候，每一份檢測背后都是一條命。
這次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更多地集中在豐臺、大興等區，還有很多區幾乎沒有病例。經過武漢戰“疫”后，大家都有準備，核酸檢測的供給能力上去了，信息化系統也到位了。
整體來講，北京這次抗疫在反應速度、組織效率等方面都可圈可點，整體來講控制得非常及時，“摁”得非常快，沒有形成二次或三次擴散。我們也充分感受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踐行。很榮幸，我們不僅僅是見證者，也是踐行者。
7月1日，在提取實驗室內，實驗人員將樣本板放入自動提取儀后核對樣本板和試劑板位置。新華社記者 彭子洋 攝
“論文跟上了，但科普還沒跟上”
問：您從事基因組學研究10多年，為什么將科普視為公益，不僅在App上開設科普音頻節目，還連續出版兩本《生命密碼》，將自己稱作科普工作者？
答：一種技術最大的失敗，是這種技術出來了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那么技術的普及應該具備哪些要素？就三點，一是成本可控，二是渠道可及，三是認知正確，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任何一種技術，要知道技術的有用性，也要認識局限性。最后要讓大家買單，關鍵是要認知正確，要實現認知正確，說白點就要進行科普。
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應該兩翼齊飛。為什么前一段時間我還不停地發一些辟謠文章，就是因為今天科學跟上了、論文跟上了，但科普還沒跟上。
“在自然界面前，人類永遠只是個學生”
問：西班牙大流感時軍營里的士兵為避免病毒傳染，通過掛床單來阻隔空氣流通。如今負壓的氣膜版“火眼”核酸檢測實驗室只要關上艙門就可以確保艙里空氣無法“溜”出艙外。您如何看待這一百多年的變化？
答：如果將新冠疫情和西班牙大流感對比，對人類來講，這是一個和微生物相愛相殺的過程。從治療和隔離的角度來看，應該說今天的方法更先進了，人類在工具、手段的掌握上進步了很多，但是某種程度上個別人認知上還存在不足，甚至會出現反智行為。希望通過這次疫情大家會有正確的認知，尤其是孩子們應該受到一次很好的科普教育。
過了100年，人類能治病毒的藥物寥寥可數。換言之，100年過去了，認知工具在變強，但是治療工具還在路上，所以大家不能簡單地想，我們可以很快找到合適的方法“治”這個病毒。今天用的疫苗主要還是源自很多年前的技術，就是滅活疫苗。在自然界面前，人類永遠只是個學生，因為生命的運行法則、程序設計，病毒和人類是一樣的。
6月23日，工作人員在氣膜艙內處理樣本。新華社發（陳鐘昊 攝）
“人體細胞里有大量插入的病毒基因序列”
問：通過基因組可以溯源，在人類基因組里能找到病毒的痕跡嗎？
答：人體細胞里有大量嵌入的病毒基因序列，不過它們已經沒有功能了。艾滋病病毒本來就是一種逆轉錄病毒，可以把自己的病毒片段嵌入到人的基因組里去。如果說淋巴細胞是警察，艾滋病病毒是小偷，這個小偷已經聰明到混到警察局，自己戴個警帽、別上警徽、揣著把警槍，已經變成警察的一部分了，它就這么狡猾。病毒都有“八仙過海”的功能，把自己和人類的“命運”拴在一起。
其實隨便做一個鼻拭子，每個人至少攜帶數十種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病毒，它們都把鼻腔當作茂密的“原始森林”了，但這些病毒和人是和平相處的。
在疫情時代要“守腦如玉”
問：面對疫情防控常態化形勢，普通民眾應該怎么做？
答：對老百姓來講，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加強公共衛生，強化個人衛生，養成使用公筷的習慣，不要隨地吐痰，隨身帶個口罩，在必要場合、密閉空間佩戴。二是面對不確定的事情不信謠、不傳謠，冷靜思考，讓子彈稍微飛一會兒。我開玩笑說，在疫情時代要“守腦如玉”，就是指要破除盲從心理，保持科學的思辨精神、獨立思考能力。這是一個永久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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