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文學文化有何民族特色
裕固族文字已經失傳，但是裕固族祖先在歷史上用回鶻文創造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一般認為，回鶻文是公元8-15世紀主要流行于今新疆吐魯番盆地和中亞楚河流域的一種文字。宋元時期回鶻語成為河西一帶的通行語言，敦煌、甘州成為裕固族先民——回鶻人的佛教中心。這期間他們用回鶻文記錄和創作了許多作品，并進行了頗具規模的佛典翻譯工作。
明清以后隨著河西回鶻勢力的衰微，回鶻文逐漸被忘卻，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文獻也隨之湮滅。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甘肅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開始有一部分回鶻文文獻問世。敦煌出土的回鶻文獻約占整個(包括新疆)出土的回鶻文獻的三分之一，這些回鶻文獻是裕固族珍貴的歷史記憶遺產。
回鶻文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簡稱《金光明經》)1911年俄國突厥學家馬洛夫在甘肅酒泉文殊溝(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轄區境內)所得，先存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另外兩葉為瑞典考古學家別爾格曼于1927——1935年間在甘肅所得，現存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紙質粗厚，呈黃褐色，保存良好。字體為回鶻文楷書體，幾近于刻本體，清晰易讀，語言古樸流暢。此經譯自唐義凈的十卷漢文本。譯者為10世紀回鶻著名學者別失八里(北庭)人勝光薩里。
甘肅酒泉文殊溝發現的抄本寫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經地點是敦煌。由于現存回鶻文文獻絕大多數為斷簡殘篇，所以此抄寫本就顯得特別重要。法國學者沙畹認為《金光明經》是裕固族先民“薩利回鶻的遺物”;中國學者認為這部佛經雖然是別失八里(北庭)人勝光薩里譯自漢文，但是抄寫時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疆的維吾爾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蘭教，所以它的抄寫者不會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很可能是裕固族佛教徒，這份文獻說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還使用回鶻文。
回鶻文《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現存甘肅省酒泉市博物館，碑文用漢文和回鶻文書寫。此碑立于元順帝至元21年(1361年)，立碑人為唐兀(西夏)族人善居。此碑記錄了一個唐兀族家族自西夏滅亡后，到元朝末年150年間六代13人的官職世襲及其仕世元朝的情況，為我們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區唐兀族的活動和回鶻語文的使用情況提供了珍貴史料。據學者研究，此碑的漢文為釋教禪師所書，回鶻文撰寫者是肅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鶻文還有如下幾種：回鶻文敘事詩《帝啼和法上的故事》;回鶻文秘宗文獻《吉祥輪律議》;回鶻文韻文體《觀音經相應譬喻譚》;回鶻文《善惡兩王子故事》殘卷;回鶻文《俱舍論頌注》殘卷;回鶻文佛教詩歌集;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安慧實義疏》;回鶻文《阿昆達磨順正理論》節本殘卷。上述回鶻文文獻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們和敦煌藏經洞的漢文典籍一樣，幾乎全部流落到國外，它們分別存于倫敦大英圖書館、巴黎國立圖書館、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和日本京都有鄰館等處，只有很少幾件殘文保留在我國敦煌文物研究院和蘭州博物館。
雖然裕固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社會生活現代化的大潮中，裕固族的傳統民間文化，特別是以口頭傳統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迅速變異或消亡。對此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多種形式，進行積極搶救和保護。每天分3次播出，每次10-15分鐘，主要播放裕固族生活習俗、對話、民族歷史和民歌等。其目的是“在全縣范圍內逐漸形成尊重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良好社會氛圍”。
自治縣政府成立了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從全縣各部門、單位抽調精通裕固族語言、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并熱心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人員，開展裕固族文化遺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創辦了刊物《堯熬爾文化》。
縣文聯成立了“中國裕固族文化園”籌備組，創辦了文藝刊物《牧笛》。這些新舉措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歷史上都屬于首次。由此可以看出，裕固族文化遺產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和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