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歷史敘述中，為了襯托林則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動派、昏君、賣國賊。如果不是他們的搗亂與破壞，廣大人民群眾在林則徐的領導下，肯定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清代終結后，兩極化的林則徐形象再度演變，民國時期的歷史書對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評。而1949年后對林的評價以褒為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結;有階級斗爭思維;有群眾路線;有反帝愛國的主題;甚至有“改革開放”。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

民國時期，具體來講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對林則徐的評價還是有好有壞。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雖然肯定林則徐“不顧一切，毅然禁煙”的行為乃“民族之光也”，但卻同時批評“其失敗之主因，多由于對外知識之淺陋”。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批評明顯多了：“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作者舉證認為，林則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術差距，十分透徹，但他雖有此認識，卻礙于名譽，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后，近代史教科書及相關著作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林則徐的歷史形象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后，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并開始了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御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來新夏的《林則徐年譜》，給林則徐定位如下：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者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國楨的《林則徐傳》，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訂本，給林則徐的定位是：杰出的政治家與民族英雄，領導禁煙抗英斗爭和探求西方知識的努力，在近代歷史上起了先驅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陳文蔚的《新編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厲行禁煙政策，但并不反對正常的中外貿易;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用心研究國際形勢，派人翻譯外國書報了解情況。1994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虎門銷煙后，林則徐宣布開放中英貿易，但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林則徐反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徑，但是并不禁止外商進行正當貿易;林則徐還不顧清政府高級官員不得與外國人往來的慣例，向他們宣講清政府的禁煙政策，溝通了中外之間的必要聯系。

在這些歷史敘述中，為了襯托林則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動派、昏君、賣國賊。如果不是他們的搗亂與破壞，廣大人民群眾在林則徐的領導下，肯定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