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1608—1647）明末官員、文學家。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漢族，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進士，曾任紹興推官，論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眾武裝組織聯絡，開展抗清活動，事敗后被捕，投水殉國。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詩歌成就較高，詩風或悲壯蒼涼，充滿民族氣節；或典雅華麗；或合二種風格于一體。擅長七律、七言歌行、七絕，被公認為“明詩殿軍”。陳子龍亦工詞，為婉約詞名家、云間詞派盟主，被后代眾多著名詞評家譽為“明代第一詞人”。

柳如是與陳子龍的愛情

陳子龍與柳如是一度相戀之關系，清代雖已有人談及，但經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抉微更進而彰顯。據《柳如是別傳》考證，崇禎八年春夏之季，陳與柳曾短暫同居，兩人感情相當深摯。然而終不得諧連理，一是由于陳妻張孺人不能相容，柳亦不愿為妾；二是由于陳當時經濟狀況不能滿足柳之要求。如此分析，入情入理，但只

道出了他們最終分手的外因。陳、柳情緣花而無實，究其內因有二：一是陳受日趨保守的士風影響，沒有勇氣違禮而動；二是陳對待女性的態度相當傳統，與柳追求平等自由的觀念相左。

柳流落松江后，雖得眾名士稱賞，與李待問、宋征輿也有過短暫情緣，但并沒有找到最終歸宿，這與當時松江民風相對保守有一定關系。崇禎十四年錢謙益以嫡配之禮迎娶柳，當時家中尚有正妻陳夫人在。這一不合禮法的舉動，激起了松江士紳的憤慨，向他投擲瓦礫，幾乎加以老拳，由此可見松江世風中正統力量的強大。故而陳在外雖詩酒風流，但卻也不敢因此破壞整肅的家庭氣氛。據王？《三世苦節傳》記，張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黨奉為女師”。家里有了這樣嚴肅精明的妻子，陳自然不能毫無顧忌。雖然張孺人并不反對陳納妾，甚至主動為丈夫擇妾，但她是以“良家子”為選擇標準。柳這樣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況，張孺人還有陳的祖母撐腰。陳子龍由祖母撫養長大，對祖母十分敬重。他雖然個性豪放磊落，與柳也情真意切，但為一個娼家女，破壞家庭的安寧，背上違拗祖母的不孝名聲，甚至受到輿論的譴責，那也是他所不愿的。陳生長在明末，個性解放的高潮已過，思想界沐浴著實學之風，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會風氣，陳在處理情感問題時不具備有“東林浪子”之稱的錢謙益那樣驚世駭俗的勇氣，擺脫禮法，給柳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陳比柳年長十歲，一生共有一妻三妾。在崇禎元年的冬天，就已和張孺人成婚。崇禎六年，他和柳已經交往密切，但同時又納蔡氏為妾。并且這年冬天他北上赴禮闈經過揚州的時候，還想挑選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見陳年輕時風流多情之一斑。所以他雖然欣賞和愛戀柳，但決不會有錢謙益以一60皤發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時那種如獲至寶、驚喜非常的心情。

再者，陳在對待女性方面拘于禮法，以傳統道德要求女性，這樣的觀念與柳追求自由意志的觀念相沖突。從各種傳記資料來看，柳是一位豪爽聰穎，放誕多情的奇女子。她喜歡女扮男裝，與眾名士應酬交往，顧苓《塔影園集河東君小傳》記載她初訪錢謙益的時候，就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相傳她在松江拜見陳時，名刺上也自稱“女弟”。可見柳雖為一代名妓，但她不愿以色事人，想以自己的才華博得名流的尊重。她的這種行為，在當時被冠以“放誕”之名，其實不過是一個身處風塵卻才華出眾、有著獨立自主人格追求的女性，在當時的男權社會中謀求男女人格平等的艱難嘗試。她的這種嘗試，還表現在她的詩文創作充滿男兒氣概，正如松江才子宋征璧所贊賞的那樣，“敘述激昂，絕不作閨房語”，如她寫給宋征璧的詩《贈宋尚木》，其中“崢嶸散條紀，慷慨恣霸王。與論天下事，歷歷為我傷”等語句，鏗鏘有力，充滿陽剛之氣，確實不像是女子所為。柳如此展現自己男性化的一面，無非是想向身邊的男性顯示，她和他們是同類，有著和他們一樣出眾的才華，以此來尋求與他們平等的關系、平等的人格。

故而柳在擇偶的過程中，格外艱難，也格外慎重，因為在兩情相悅之外，她還需要對方給她平等和尊重，給她自由發揮的空間。而陳對女性的態度，卻不能滿足她的要求。陳有首新樂府《范陽井》，記述孝廉范士楫家的婦人在兵亂中為保貞潔，集體投井的事實：“男子蒼黃出奔，顧謂若婦：卿自為計！答云不負君，無煩言。”在詩中，那些既不給男人增添逃難的負擔，又能夠保持自己的貞潔，不給男人增添道德污辱感的女子，得到了陳的敬重和表彰，但臨難只顧自己保命，丟下一家婦孺的自私男子卻沒有受到他的批判。可見陳在道德上對女性的要求，完全是和那個時代吻合的，甚至更為保守。如果他真娶了柳這樣的女子，只怕難以消受。所以再看顧苓《河東君小傳》中的一段記載，就頗有些趣味了：“適云間孝廉為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絕倫，顧倜儻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去。”“云間孝廉”就是陳子龍，但柳并沒有嫁他為妾，頂多只是“外婦”而已。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陳柳因緣最終破裂，除了陳寅恪先生提到的家庭及經濟原因外，陳無福消受柳的“放誕”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說陳在崇禎八年只是因為經濟狀況不佳或妻子反對等原因不得不割舍柳，那么從崇禎十年他中進士到崇禎十四年柳嫁給錢謙益之前，陳的身份和地位都大有改善，其間他又納了薄氏、沈氏為妾，完全有機會和柳重續舊情。但破鏡重圓的美事并沒有發生在兩人身上，可見他們個性以及觀念的分歧，也是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而錢謙益在娶了柳之后，對她又愛又敬，更重要的是，他能給柳充分的自由。柳嫁為人婦后，還常身穿儒服，出閨接待賓客，錢謙益因此稱賞她為“柳儒士”。換做陳，只怕不能容許自己的妻妾有如此行為。事實證明，柳確實是位值得敬重的女性。身為南明弘光朝廷禮部尚書的錢謙益，在清軍南下時帶頭迎降，柳當時卻欲跳水殉節。柳這樣獨立不屈的人格、剛烈節義的行為，不僅遠勝于貪生怕死的錢謙益，而且不輸于矢志報國的陳子龍。陳有一首《江城子病起春盡》詞：

一簾病枕五更鐘。曉云空，卷殘紅。無情春色，去矣幾時逢。添我千行清淚也，留不住，苦匆匆。

楚宮吳苑草茸茸。戀芳叢，繞游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舞東風。

陳寅恪先生斷定，此詞為崇禎八年夏初柳離開之時，陳相思成病而作。實則此詞是順治四年陳與云間詞人酬唱時所作。此時柳早歸錢謙益，而陳子龍不久就因抗清被捕殉節，兩人情事，早如“無情春色，去矣幾時逢”了。只是從陳設色濃艷的詩歌中，尤其是吟詠私情密約的詞作中，仍可感受到年輕時的感情經歷對其創作的影響。且與柳分手之后，陳還曾為她的《戊寅草》作序，與錢謙益也仍有交往，不愧為謙謙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