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哪里人 諸葛武侯的原籍是在什么地方
諸葛亮是哪里人：劉備“三顧”孔明，君臣草廬對策，乃千古之佳話。那么諸葛亮究竟是哪里人呢？此事究竟發(fā)生在南陽臥龍崗，或是襄樊古隆中，爭論了1千多年，至今未能定論，任誰不論多么口大氣粗也沒法一口氣吹掉存在爭論這個客觀事實，而氣大傷身，自損健康則是一定的，殆者后悔晚矣。
其實，我的《略論諸葛亮<出師表>中所說的“南陽”即是宛》一文已經(jīng)以最權威的證據(jù)，也就是諸葛亮本人在前后《出師表》中兩次說到的“南陽”互證都是宛，絕對不是隆中。既然孔明躬耕在宛，劉備只能去宛城臥龍岡恭請臥龍先生，去隆中豈不南轅北轍？
然而考慮有網(wǎng)友質(zhì)疑，劉備不可能“深入曹操統(tǒng)治區(qū)重鎮(zhèn)宛城外三里的地方挖墻腳”，感到此問甚好，這一問促使我加強了對這個問題的學習、探索，經(jīng)檢索史料，閱讀書籍，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劉備此行只能是向北去宛，而不可能南下赴襄。我不厭其煩地做考證，不僅表明本人態(tài)度認真、行文負責，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諸葛亮的確是躬耕在南陽臥龍崗，而非襄樊古隆中。
一、分析史料中的軍事態(tài)勢，從公元199年到208年7月，南陽不是曹操的勢力范圍
我的《南陽何時落入曹操手》，用詳實的史料和細致的論證得出3個結論：一是從公元199年11月張繡率眾投降曹操到208年秋7月前，這9年間包括宛城在內(nèi)的南陽郡基本都在劉表手中，而不是曹操的勢力范圍。二是公元203年后，劉備的司令部設在新野，宛城周遭的防務和向更北的葉、博望的軍事行動均由劉備負責。三是公元208年秋，宛城和襄陽幾乎同時被曹操控制。
這就是說，在劉備“三顧”的公元207年，宛與隆中一樣都不是曹操的勢力范圍，而是還在劉表手中。到了公元208年秋，宛城與襄陽是一個月上下相繼落入曹操手中的。所謂的因“戰(zhàn)亂”劉備不可能到宛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不妨再看一些史料：
建安六年（公元206年）夏四月，劉備被曹操打敗后“走奔劉表”，“先主（劉備）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國志-先主傳第二》）。劉表親自到城郊相迎，待之以上賓，還為劉備補充了兵員，并讓劉備駐扎在南陽郡的重鎮(zhèn)新野。新野差不多在宛以南襄以北的中點上，與宛襄基本等距離相隔150多里路。此時的劉備實際上是出任了劉表的“南陽戰(zhàn)區(qū)司令員”，包括宛城及其以北的防務和軍事行動均由劉備負責，以作為對抗曹操的樊籬，拱衛(wèi)劉表治所襄陽的安全。
《三國志-李典傳》：“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里，戰(zhàn)不利”。另，《三國志-先主傳第二》：“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陳壽的《三國志》以曹魏為正朔，故而用春秋筆法說劉備進軍葉為“侵”，而點明“劉表使劉備”證明了劉備受劉表驅使節(jié)度。
從199年到208年間，曹劉之間的直接戰(zhàn)事只有這一次，而發(fā)生地點在宛以北相距200多里近300里的葉（即今葉縣），劉備誘敵深入，退到博望（今南陽方城縣境內(nèi)，距宛城僅60里左右）設伏，如果宛城不在劉備手中，劉軍豈不是腹背受敵？由此也可看出，無論戰(zhàn)前戰(zhàn)后，宛城都在劉備的控制之下。
這一仗劉備大勝，曹操很不服氣，到了第二年即203年秋，曹操為報復“博望之役”，一度打算進攻劉表。“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三國志-武帝紀第一》。西平距許昌120里，距宛城300多里，在葉以東偏北方向100里上下，是豫州和南陽郡交界處，說明當時的南陽郡已全部被劉表控制了，曹軍只能于西平一線集結。這一仗沒打成，在辛毗和荀攸的勸說下，曹操權衡利弊，認為先打河北袁紹更重要，而且北方還有烏丸之患，用曹操自己的話說：“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后圖”（《三國志-武帝紀第一》注引《魏書》）。曹操打南陽的計劃往后放了，南陽自然仍在劉表手中，曹軍的位置離宛城還遠著呢！
我的證明是靠史料說話，反觀某些專家們，他們是只說結論，不講證據(jù)。例如，在所謂的《躬耕地問題的“權威”結論》中何茲全說：“劉備三顧草廬時，曹操占據(jù)南陽已經(jīng)七年，劉備也不可能到曹操占領的南陽去三請諸葛亮。”他并未拿出任何論據(jù)支撐。
迄今為止，沒見有人舉出一條199年以后曹操及其屬下占領或者治理宛的任何史料。誰不服，誰就拿出來，學術討論，在證據(jù)和事實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宛是劉備的防區(qū)，他率眾赴宛是輕騎熟路，很正常，很平常。
二、劉表家族當時的復雜內(nèi)斗和秦漢時期的典章制度，決定了劉備不可能輕進襄陽
劉表于初平元年（190年）領荊州牧，將治所移至襄陽（從190年到208年襄陽同時是荊州和南郡的治所共19年）。劉表這人，陳壽對其的評價是“外寬內(nèi)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對劉備，“表厚待之，然不能用”（《三國志-董二袁劉傳第二》），原因是“憚其為人”《三國志-先主傳第二》。凡此種種，劉備當然心知肚明，加之劉表晚年重病緾身，兒子們?yōu)闋帄Z接班權內(nèi)爭外斗，情勢復雜，劉備躲還來不及，不是召見，他是不可能貿(mào)然去襄陽一帶的。就是應召赴請，他也戒心重重，襄陽至今流傳的“馬躍檀溪”的故事，并非空穴來風，可作旁證。這還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問題是，按照秦漢時期著名軍法“擅興法”規(guī)定：率兵將領未經(jīng)皇帝或上級主將的命令擅自發(fā)兵，或是將領擅自出界、離部，都要受到軍法的嚴厲制裁。這種例子很多，《漢書.功臣表》載：“侯李壽坐為衛(wèi)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誅。”李壽乃京師宿衛(wèi)軍官，未經(jīng)允許擅自離開長安城送客，依軍法被處以死刑。寄人籬下的劉備自然懂得違反“擅興法”的結果，他豈能親率關張二將及眾多隨扈三次繞過襄陽向西南20多里跑到隆中去延請諸葛先生，就算不是找死，那也是找不痛快！
結論還是那句話：“三顧”之行只可北上南陽而豈能南下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