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上第一個被當做“日奸”槍殺的日本首相
1932年5月15日，77歲的日本首相犬養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軍制服的青年刺殺。刺客同時散發傳單《告日本國民書》，宣稱：“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打倒政黨與財閥”“為使統治階級醒悟過來，必須給他們當頭一棒”。堂堂日本首相，為何會被人視作“奸賊”而遭刺殺？究其始末，須追溯至“九一八事變”，正是對該事變的處理立場，為犬養贏得了“非國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漢奸”一詞，譯作“日奸”)的污名。事變爆發時，日本執政當局是若槻內閣，犬養時任在野反對黨政友會總裁。三個月后，若槻內閣無力應付政局，宣布總辭職，犬養遂以第一反對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后的第三天，犬養即派遣密使赴華，希望通過私人管道解決事變。然而，詭異的是，犬養在公開場合的政治表態，與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場，卻存在著巨大的沖突。
尚未入主內閣之前，犬養曾以政友會總裁身份，支持關東軍的行動。犬養宣稱：“九一八事變并不是因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而爆發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中國長年漠視中日雙方既定的條約，長年漠視日本應享有的權利，才釀成事變。”——這一聲明，乃是指責中國政府長期以國內行政法，牽制“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破壞日本在東北的經濟利益擴張(如當局雖不否認不平等條約，卻出臺《懲辦國賊條例》，嚴禁國人與外國人簽訂土地、礦山、森林等租賃條約，違者以“賣國賊”罪名論處。)入主內閣后，對關東軍在東北持續的軍事擴張，犬養再度公開表態支持。犬養解釋稱：關東軍的軍事掃蕩，是為剿滅馬賊;接管地方行政組織，是因為中國的民政官僚不負責任集體逃亡，為拯救占領區，使其不至于陷入恐怖的無政府狀態，關東軍才不得不參與各地行政機構的組建工作。這些既成事實，不是關東軍的侵略野心所致，而是事態自然演變的結果。對關東軍自導自演的“偽滿洲國”，犬養內閣也表態稱：政府今后的政策走向，是協助“滿洲新政權”循序漸進，成為一個新國家。
然而，在與中國政府溝通的私密渠道里，犬養的立場卻大不相同。其左右手古島一雄披露說：犬養主張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東三省經濟的基礎上，日中兩國聯合建立新政權，從事實上達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標。故在他組閣之后，背著軍部派心腹萱野長知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秘密交涉。作為密使的萱野長知，則回憶稱：“我在青年時代，認為日本與中國非合作不可，以后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中國革命，倡導中日提攜，常給我指教的是犬養毅先生。但是那時的田中內閣，堅持對華武力解決，我非常憤慨……(犬養毅)組閣完了之后，總理參內那天，我到官邸面會，密商一切，為了預防軍部妨害，約定了電報暗號。”
萱野長知來華后，與中國政府秘密接觸一月有余。據其回憶，雙方經初步商談，達成如下一致意見：“當時計劃：一、日本自東北撤兵;二、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三、指定該地為實行三民主義模范區;四、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五、準許日本移民東北;六、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這種公開表態與私密意見之間的巨大沖突，究其根源，正如學者黃自進所言：“(犬養)希望利用其與國民政府首腦們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私人管道，在非官方的基礎上，事先達成協議，而后利用此既成事實，來逼使關東軍沒有擴大爭端的借口。貴為一國總理，而須出此下策，最主要還是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日本與中國做‘有取有舍’的公開性外交談判。當時在日本軍部刻意操縱輿論的情況下，日本全國人民都陶醉于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絕對性勝利。”
犬養的秘密外交，最終未能成功。因行動被軍部偵知，壓力之下，1932年1月5日，犬養不得不命萱野長知中斷一切秘密談判，即刻回國。但鑒于“對華武力解決”很可能導致中國政府對內傾向赤化，對外與蘇聯結盟，進而使日本在東亞陷入險境，犬養仍未放棄推動對華“和平交涉”的努力。1932年2月15日，犬養曾致私函給陸軍元老上原勇作元帥，提出兩條理由——1、“滿洲國獨立”，將會“引起與九國公約的正面沖突”，使日本在國際外交上陷入孤立;2、為防備蘇聯“五年計劃”完成之后對日本的挑戰，“必須早日與中國本部改善關系”——希望上原勇作能夠出面約束軍部少壯派軍人，但未能獲得回應，反造成內閣與軍部的關系緊張。稍后，犬養又試圖利用天皇的力量，對軍隊實施整頓……如此，終于成為少壯派軍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賊”而遭槍殺。
1933年，參與刺殺犬養毅的數十名兇手被提起公訴。被告們在審判席上輪番表達了“改革日本的決心”，認為“毀滅就是建設”。9根被切下泡在酒精里的手指，超過100萬份的請愿書(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書)，被送到法庭，表達對被告的支持。辯護律師在總結陳詞里說：“被告人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更好、更純粹的國家。他們的目標沒有一點個人私利。他們的英雄般的決定甚至能夠讓魔鬼動容。”法庭判決詞里，則強調“憂國之至情，有可諒鑒之處”。最終，所有被告獲得了輕重不一的“監禁”作為懲罰。值得一提的是，犬養毅未成功的“秘密和談”，使得國民政府在稍后的對日交涉中，更趨劣勢——萱野長知與中國政府(蔣介石下野后的成立的“孫科政府”)達成的共識里，張學良及其勢力，必須被從東北徹底排除。獲悉此一信息的張學良，遂在稍后日軍進攻錦州之際，為保存實力，不放一槍一彈棄城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