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常熟翁同龢，仗著自己狀元及第，又是同治、光緒兩朝帝師，以一人而兼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督辦軍務處、戶部尚書等顯職，煊赫一時。然而這位翁常熟卻是一個擅用權術的人，他的同僚吳縣潘祖蔭曾說：“叔平雖為君之座師，其人專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潘祖蔭又說：“吾與彼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這是說翁行事權譎，做事無準繩，即使在朋友之間，也不肯坦誠相見也。那么他對于皇帝、他的學生又是如何行事的呢？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回護文廷式試卷之誤。

據(jù)當年任陽湖知縣的李超瓊日記載：

常熟翁大司農(nóng)同龢，今時所謂賢者也，然頃間聞趙伯含述其二事，殊為可詫：庚寅殿試榜眼文廷式策中“閭閽”兩字，于“閭”字之下誤書“而”字，遂改作“面”字進呈。后皇上疑之，問有無出處，同龢明知其因誤，為瞞之舉。乃以“似有所出”對，且曰：此曾有與“檐牙”二字作偶者。

又本年大考，翰詹王懿榮《華林馬射》詩中以“射侯”對“華林”，虛實弗諧，平仄尤誤。同事者疵之，同龢欲援懿榮，袒之甚力，持至上前請示，并曰：“射侯有作仄讀者。”詢所出，尤不認咎，則曰：“似曾見過，一時不能記憶也。”

這是李超瓊在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九的日記，他是聽同僚好友趙伯含說的，并鄭重地記錄下來。這里不知是整理者的錯誤還是李超瓊日記誤書，文廷式卷中策論的“閭閽”當作“閭閻”，而文廷式誤寫成“而”字，翁同龢知道其誤，改“而”為“面”。這是作假。而到皇帝質疑時，翁同龢又急中生智，想出“檐牙”來對，表示“閭面”的說法是存在的。閭閻者，百姓也，《史記·列傳第十一》：“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而“閭面”則無此用法，此為不典。而生造典故，則視其嚴重與否，科舉排名要下落不少，不但不可能榜眼及第，很可能進翰林院成為庶吉士也困難的。而王懿榮一事，病在對偶平仄不諧，也為科舉時代大病，而翁同龢仗著帝師，編著故事糊弄皇帝，以遂其援引王懿榮，并讓其知恩報德的目的。

解讀這兩個故事，會有兩歧發(fā)生。一者，翁同龢愛才心切;二者，翁同龢欺君罔上。其實這兩者并不矛盾，愛才不假，欺君有據(jù)。問題是，他的所謂愛才，乃是愛的門下士，有汲引私人的嫌疑，朋黨因此而成，同時也阻塞了別人上進的路途，所以，他的所謂愛才，其實即是為了徇私攬權而已。

光緒在這方面并不惑于翁同龢的巧言，據(jù)記載文廷式在召對時，光緒又問起這個事情，天顏咫尺，他不好瞎編，承認是自己寫錯了字，失誤了。可惜錯誤既已發(fā)生，再也很難改正了，皇帝也只能馬馬虎虎，承認既成事實。

1894年翰詹朝考，光緒皇帝還曾向文廷式，自己妃子的老師賣好：汝卷乃朕所特取，汝知之否？這樣一來，也徹底為文廷式洗白了身份。

李超瓊對翁同龢所為甚表不滿，他在日記中發(fā)表評論說：

噫！身為師傅，事為薦進人才而敢為是面欺也。其視當今，不直如嬰孩哉。使遇康熙、雍正之時，其能保首領乎？

翁同龢后來被慈禧斥逐，主要還是與汲引康梁有關，雖然他在自己的日記中不肯承認，但也不能否認他的立身行事，給別人留下了很多把柄，待一并發(fā)作，翁師傅就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以待罪之身回虞山看看夕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