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名將司馬錯 平定巴蜀貢獻可與商鞅變法相比
在戰(zhàn)國這么多將才中司馬錯名氣不大，可他的戰(zhàn)略眼光卻具有劃時代的非凡意義，此人還是太史公的先祖。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wèi)，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生無澤，…無澤生喜，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司馬氏從春秋戰(zhàn)國一直到漢初的流徙情況。司馬錯的最大功績便是伐蜀與定蜀，其孫司馬靳作為戰(zhàn)國殺神白起的副手，參與了長平之戰(zhàn)，后來與白起一同被昭襄王賜死。而司馬遷的父親，老太史公司馬談，算起來是司馬錯的八世孫。
也許太史公司馬遷太過謙虛，并沒有給祖宗司馬錯單獨立傳，可是司馬錯伐蜀定蜀，對于秦國的發(fā)展壯大，乃至整個戰(zhàn)國局面的扭轉(zhuǎn)和終結(jié)，其意義并不亞于商鞅變法。
司馬錯歷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惠文王時秦國朝野幾乎是張儀一個人在唱獨角戲;武王又是個偏執(zhí)的舉重愛好者，只愛和大力士比舉鼎;昭襄王時又遇戰(zhàn)神白起橫空出世，司馬錯仕途的運氣真是不怎么好。但是，珠玉蒙塵只是暫時現(xiàn)象，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塵霧，一探究竟。
根據(jù)東晉常璩撰寫的巴蜀地方志《華陽國志》記載，早期的蜀王封他弟弟葭萌為苴侯，賜給他漢中這塊地，幾代之后吃里扒外的苴侯居然和蜀國的仇敵巴王要好，結(jié)果苴蜀相攻，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帶頭大哥秦國，是否真這么好心，會替巴蜀苴主持公道呢？
史記張儀列傳中對此略有提及。當時秦惠文王確實欲發(fā)兵伐蜀，但是蜀道難走是個頭疼的問題，而且，時值韓國侵犯，先伐韓吧，恐巴蜀局勢更加不利，先伐蜀吧，又怕韓國趁機來襲，惠文王陷入了兩難的抉擇。惠文王跟前的大紅人張儀建議伐韓，而司馬錯堅持伐蜀，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張儀的伐韓主張其實包含著東出爭利于三川、劫持周室的方針“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yè)也。”反方辯手司馬錯是這么說的，秦國地小民貧，當務之急是廣地、富國、強兵，別看蜀國是西僻之國，“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且拿下蜀國，有禁暴止亂之名，天下不會以為秦國貪暴，面子里子的好處都得到了;反之如果伐韓劫周天子，未必有多大的實際利益，反而還擔了一個惡名，若引來山東諸國的攻伐，那秦國就完蛋了。《華陽國志》還補充了司馬錯的一個論點，那就是從蜀國這個地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
于是惠文王采納了司馬錯的意見，出兵伐蜀，滅之。關于伐蜀由誰領兵，史記秦本紀說司馬錯伐蜀，《華陽國志》說司馬錯、張儀共同伐蜀，總之從決策到執(zhí)行應該還是以司馬錯為主。平蜀之后，昭襄王封蜀王后人為蜀侯，陳壯為蜀相。昭襄王十四年，蜀相壯殺蜀侯，并與臣服于蜀的丹、犁二國(古樂山地區(qū))來降。到秦武王即位后，可能是蜀與丹、犁又有反復，蜀相壯被誅，秦國也繼續(xù)出兵討伐丹、犁。秦武王舉重受傷而死之后，他弟弟昭襄王繼位，封公子煇繼任蜀侯，豈料沒過多久蜀侯煇居然反了，司馬錯授命平叛定蜀。
至于巴蜀苴糾紛的另外兩個當事人，巴國和苴國，自然是唇亡而齒寒，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平了蜀國之后，司馬錯張儀等，順便把巴與苴一塊兒端了。鑒于間接統(tǒng)治總是出現(xiàn)反復叛亂，秦國先后將原巴蜀苴連同從楚國奪得的漢中六百里土地，設置成巴郡、蜀郡和漢中郡。
如果說商鞅變法是秦國稱霸乃至吞并天下的發(fā)動機，那司馬錯伐蜀定蜀應當算是為秦國戰(zhàn)車源源不絕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加油站。那么他的作為僅止于此嗎？當然不是。
司馬錯最風光的時候曾擔任秦國國尉，作為國尉的司馬錯曾伐魏攻襄城，兩年后白起后來居上擔任國尉并繼而升遷至大良造。而司馬錯降為左更，史記秦本紀中有司馬錯繼續(xù)伐魏的記載“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司馬錯后來又擔任客卿，與大良造白起一道，奪得魏國城邑大小六十一座;并單獨攻擊魏國河內(nèi)，迫使魏國獻出安邑求和。
以上這些戰(zhàn)績，在白起的光芒掩蓋下可能略有些黯然失色。但作者推測，最令司馬錯欣喜的，當是在有生之年親身實踐了他最初“得蜀則得楚”的設想。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馬錯“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從蜀地出其不意拿下楚國黔中郡，楚國被迫割讓漢北及上庸以求和。在此基礎上，大良造白起于第二年攻楚，直接攻破了楚國的都城郢都，楚王逃亡，把郢都變成了秦國的南郡;其后白起水淹鄢城，楚人淹死者數(shù)十萬人。伐楚凱旋后的白起被封為武安君，但是若沒有司馬錯之前伐蜀定蜀奠定的人力物力及戰(zhàn)略基礎，白起伐楚不可能這么輕易贏得勝利，軍功章上應該有司馬錯的一半功勞。
司馬錯的生平除生卒年月不詳之外大致就是這樣。至于“司馬錯建立秦國鐵鷹銳士制”，是出自孫皓暉先生的歷史小說《大秦帝國》，孫先生這種說法是確有實據(jù)，還是藝術加工，作者愚鈍，實在不知。
關于秦銳士，《荀子.議兵》和《漢書.刑法志》中有如下記載：“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算是分別比較了齊國、魏國、秦國軍隊的戰(zhàn)斗力，而網(wǎng)絡盛傳的趙國“胡刀騎士”作者并沒有找到對應的史料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