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在江西泰和附近的吉安市，誕生了一家頗有影響的進步報紙，它就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創辦的《前方日報》。因其內容宣傳抗日救國，堅持團結、反對投降，贏得了廣大民眾的喜愛。

1939年3月27日，江西首府南昌被日軍占領，省政府及大批機關團體、學校、新聞單位初撤到贛中的吉安，王造時也舉家南移到這里。5月，王造時在距安福縣60公里的吉安市與孫曉村、王枕心、彭文應、許德緩、劉九峰、王泗原等組織“前方文化社”，為了宣傳抗日救國，鼓舞軍民抗戰斗志，更好地發揮文化人士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王造時接受了“江西抗日救國聯合會”的要求，決定在吉安創辦一份抗日報紙。因為吉安臨近前線，當時便有“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之稱，報名“前方”，以示堅持抗戰，為民前鋒，因此定名為《前方日報》。

為了把好報紙質量關，王造時聘請了一批有經驗、有名望的總編、主筆和編輯記者。《前方日報》于1939年5月9日正式出版發行，王造時任社長兼發行人。

《前方日報》起初將社址設在吉安西街棲鳳巷1號，由于敵機經常來市區轟炸，有一次把時任總編的王泗原炸傷了。王造時覺得不安全，便在西郊的青塘村建了三幢木板平房，除經理部留在市區外，編輯部、印刷廠和宿舍全部遷到了這里。

《前方日報》是一份民辦報紙，日出對開一大張，四版，一、二版是國際、國內要聞及地方新聞，三版是論述，四版是副刊。王造時辦報的主旨是宣傳進步，維護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激勵全國軍民團結抗戰，揭露日本法西斯侵華罪行。每逢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或有重大的戰爭戰役、社會政治動向，該報都要發社論、專論或評論，表明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其中很多文章都是王造時親自撰寫，如《長期抗戰的國策再認識》、《總動員不能緩》、《看鄂南湘北戰局》、《保衛我們的糧倉》、《挽轉頹風》、《揮淚望中原》等，及時觀察、分析時局和戰局。

汪精衛叛國投敵后，《前方日報》集中火力對其展開揭露和抨擊。1939年9月2日，該報發表社論《開展討汪運動》，并連續兩天刊登《討汪宣傳特刊》;11月6日，該報連續三天刊載王造時的長篇專論《泛論愛國心》，以鮮明的立場觀點，號召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團結起來抗日。1940年1月底開始，《前方日報》七天連載了王造時撰寫的長篇評論《汪逆怎樣把我們賣了》，文章以確鑿的事實和銳利的剖析，從各個方面揭露了汪精衛的賣國行徑。為堅定江西民眾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前方日報》還陸續設立了《民族英雄錄》、《戰區通訊》、《血債記錄》等專欄，介紹為國捐軀、抗日犧牲的烈士，揭露控訴日寇在江西的血腥暴行。其中如《如何回答敵人的暴行》、《贛北游擊戰區巡禮》、《游擊在新建》、《克服西山》等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被國內媒體廣泛轉載。

《前方日報》除了及時介紹中國抗戰外，對世界整個反法西斯戰場各條戰線也予以廣泛報道，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納粹德國進攻波蘭的一個月后，《前方日報》及時刊發了王造時的署名文章《近歐洲變局的分析》。德軍入侵蘇聯前夕，《前方日報》星期論文欄目登載了《由近東看到遠東》一文，此后又發表了《猜猜悶葫蘆里的美日談判》。后來又開辟《閑話天下最近事》欄目，從政治、軍事、經濟、時事等多角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讓讀者大開眼界。此外，《前方日報》還開設《每周文摘》，為江西讀者轉載大后方各報重要文章，很受讀者歡迎。

《前方日報》的創辦與發展，得到了中共黨組織、社會進步團體及愛國民主人士的關心與支持，大批進步人士和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田漢、艾青、袁水拍等都在該報發表過宣傳抗日救亡的作品。辦報伊始，《前方日報》便與重慶《新華日報》建立了長期的信息與報紙交換關系，并以《新華日報》言論為依據撰寫發表一系列文章和抗戰短評。1940年6月25日和26日，《前方日報》還特別連載刊登倫敦《泰晤士報》的長篇通訊《中日戰爭中的華北》，介紹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堅持民主、抗戰到底的事跡。《前方日報》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被文化界譽之為新興的報紙。周恩來在視察東南地區抗日救亡工作時，路經吉安，雖然行程匆忙，但仍在夜晚抽時間來到前方日報社看望了王造時。

《前方日報》一經出版發行，便以其震撼性的抗戰鋒芒贏得了廣大讀者。起先的發行數不足2000份，后來直線上升，達到4000份左右，到1943年春，發行數穩定在5000份左右。后來又增加了一張文藝副刊性的《前方日報晚刊》，報紙從四開四版增加到四開六版，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發行量從5000份上升到7000多份，發行量差不多是當地《江西民國日報》的3倍。

1942年夏，日軍發動了浙贛戰役，敵前鋒已侵占了樂安、撫州、萍鄉、吉水等地，離吉安市只有幾十公里了，一時間，吉安的大小官員紛紛向南撤退，唯獨《前方日報》仍堅持在吉安照常出報。由于形勢危急，報社不得不轉移。在轉移途中，雖然無法出報，但王造時仍堅持在汽車上印刷抗戰消息傳單和宣傳品，散發給沿途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