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剛即位時，在當時首都洛陽南宮的一個慶功宴上，曾與手下功臣將領討論過得天下和項羽失天下的問題。在他看來，成功失敗，全在用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我不如張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給前方運送軍糧，我比不上蕭何；統領百萬大軍，開戰就打勝仗，攻城就能拿下來，這一點我趕不上韓信。此三人乃天下豪杰。”

大風起兮云飛揚：帝國初年的艱難

公元前195年10月，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剛剛平息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亂。

漢高祖剛即位時，在當時首都洛陽南宮的一個慶功宴上，曾與手下功臣將領討論過得天下和項羽失天下的問題。在他看來，成功失敗，全在用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我不如張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給前方運送軍糧，我比不上蕭何；統領百萬大軍，開戰就打勝仗，攻城就能拿下來，這一點我趕不上韓信。此三人乃天下豪杰。”

然而功臣在天下平定后面臨的“兔死狐悲”的命運，似乎永遠是一個終極問題。異姓王韓信、彭越、英布在劉邦的猜疑中先后被誅，淮南王英布被迫叛亂。當劉邦親率大軍擊敗英布后，邊境危機又接踵而至。漢朝雖然取強秦而代之，但國家的命運是否會和亡秦一樣，實在尚未可知。在返回首都長安路過故鄉沛縣時，劉邦在沛宮擺下盛大酒席，宴請故人親友和沛縣的父老子弟。舊地重游，回顧半生戎馬生涯的劉邦不禁擊筑高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正如翦伯贊在《秦漢史》里說：“當漢高祖削平天下、統一中原、得意洋洋、擊筑高歌之時，四周諸種族已經把中原文化區域包圍得水泄不通了。……這些蠻族中，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因為它們具有強大的武裝，而又接近中原種族政權的中心。”開國的漢朝國力衰弱，百業凋零。《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大都名城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資治通鑒》描述當時的狀況，甚至連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樣顏色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不過當過亭長的開國皇帝似乎能夠忍受這一點。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通過暴力創建的王朝，從開始便表現出不凡的氣象。

在接受群臣的建議后，高祖將首都從最初的洛陽遷往長安，依靠關中險要的形式高屋建瓴，向東控制天下，從此無后顧之憂。之后漢高祖命故秦博士、儒生叔孫通制定朝廷禮儀，以確立天子威嚴。面對匈奴的威脅，以武力奪天下的漢高祖也決定還以顏色。

盡管今天的研究顯示，匈奴從人種學上也許不同于漢人，但漢朝司馬遷在《史記》里卻記述，匈奴人認為他們也是炎黃的子孫。在漢朝人看來，匈奴和漢只是夷夏之別，這種思想在《左傳》中已有反映。在秦始皇的年代，甚至出現過一則“亡秦者胡”的讖語。為此擁有強大武力的始皇帝修建了長城和從咸陽到陰山的直道(相當于今天的高速公路)這兩個浩大的工程。為了防外患卻導致了內亂，這對于新科的漢朝同樣是個難題。自匈奴汗國崛起開始，中原政權此后兩千年間的外患幾乎全部來自北方。如何解決內憂和外患，決定著百廢待興的新王朝的存亡。

文景之治：韜光養晦的年代

漢高祖劉邦去世前曾吩咐手下人殺白馬，要大臣們歃血為盟，起誓未來“不是姓劉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違背這個盟約的，大家共同討伐他”。這就是“白馬盟”。顯然，異性王的剿滅并未讓劉邦對內政放心。所幸在呂氏試圖奪取江山時，當年誓盟的將領在太尉周勃的率領下消滅了呂氏勢力，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劉恒為帝，這就是漢文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在位數十年間，雖然漢王朝對匈奴采取防御與和親并重的方針，但每次和親只能維持數年和平。漢朝邊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臥，將吏身被甲胄而睡”。大臣賈誼為此痛哭不已，建議漢文帝要“獵猛敵”，全力對付匈奴。大臣晁錯上書漢文帝陳述防御匈奴的戰略“籌邊策”。晁錯認為，“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因此要“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

整個文景時代，漢朝通過郡國兵和屯田兵組成邊防部隊，防御匈奴的進攻。通過遷徙內地人民充實邊疆，建筑城邑，高城深壘，穩固邊境。采用晁錯的建議，“以夷制夷”。賜予歸附漢朝的胡、義渠、蠻夷部署以漢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們與匈奴類似的騎射能力和風俗習慣，會同邊境的漢朝部隊，共同守衛邊疆。面對匈奴的多次襲擊和大舉進攻，漢朝的策略雖然只能做到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但還是保證了內地中原地區的安寧。

如此同時，文景兩代皇帝都采取了“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方針。不但獎勵農耕，宮廷還提倡節儉。半個多世紀農業文明的發展讓漢朝逐漸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繁衍出眾多的人口。文景兩朝皇帝崇尚黃老哲學，以無為治理天下。對內減免嚴苛的制度，對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讓漢朝在建國初期內憂外患中得以安然度過，史稱“文景之治”的兩代朝廷，成為漢朝的走向強盛前韜光養晦的年代。然而在匈奴的鐵騎威脅下，帝國開國年代一個錯誤的決策在多年孕育后，卻險些在國家上升階段帶來致命的危機。

大漢帝國內部三十九郡幾乎占據了帝國領土的大半。與之相比，皇帝直接統轄的不過十五郡。高祖當年為了穩定劉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輔佐中央。然而血緣從來就不能避免為權力進行的殺戮。同姓諸侯王可以掌握軍隊，任免官吏，征收賦稅，鑄造錢幣，逐漸形成內部的割據狀態。

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決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則必將“制大權，以逼天子”。漢文帝采取“剖分王國策”，將數個大國一分為數國。并任命自己的兒子劉武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這些策略卻適得其反，使諸侯王與帝國中央的積怨越來越深。當晁錯在景帝時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諸王的領地和實力時，最為強大的吳王劉濞終于聯合楚、趙、膠西、膠東、州、濟南等六個諸侯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在任命當年為漢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亞夫為主將平定七國之亂后，漢帝國的中央集權得以維護。

選擇儒家：政治理想的尋求

然而盡管漢朝承秦制，但秦的敗亡卻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教訓。秦朝的敗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層的原因在于反傳統反封建的同時卻缺乏政治理想。短暫的秦帝國在用法家制度統一文字、錢幣和度量衡的時候，卻未能統一帝國內部遼闊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毀了秦帝國精英文化(焚書坑儒)的同時也試圖摧毀平民文化。在今天湖北發掘的秦墓中，一個叫禧的秦朝官員的竹簡檔案，記載了秦朝斷然試圖統一全國風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歷史。這些“父老”正是支持漢高祖劉邦起義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們類似西門豹在“河伯娶婦”中痛斥的愚民，卻是鄉間宗族的領袖人物。漢帝國明智地選擇了黃老和儒家思想較富人性的道德觀，使法家的嚴酷得到緩和。漢高祖劉邦甚至強調儒家關于政府存在的意義在于為民服務、不義的統治者理當喪失上天授權和民眾支持等觀念。建國初期的艱難終于得以度過，文化標準上的統一則最終避免了秦代招致的叛亂。

將大漢帝國內各種意識形態統一起來的正是漢武帝。他最終選擇了儒家。這是漢帝國一次長達70多年的政治試驗，它早在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時就已經開始。

法家的治理引發了“七國之亂”。漢景帝整治梁孝王，民間同情的卻是后者。法家和道家的結合的黃老學說提倡“無為而治”，卻全然解決不了國家的內憂外患。在帝國百廢待興的年代，儒家百科全書式的治學方式迎合了社會在知識上的需求。儒學主動調整思想迎合武帝的作為(他曾當過膠東王，對于齊魯的儒家很有了解)，最終使得儒學中春秋公羊學派在朝廷中占據統治地位。

這絕非偶然。公羊派儒家宣揚“大一統”迎合了剛剛平定七國之亂、正在完善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漢帝國；儒家提出的推恩令，削弱了諸侯國的勢力，維護了國內的安定，卻又不失仁義；“國君報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的思想，也合乎漢武帝反擊匈奴的需要。

從此漢帝國建立后的三大任務——發展生產，消除內憂，平息外患三大戰略，已完成了前二者。平息外患匈奴，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偉大責任，正等待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領袖完成。

反擊匈奴：大漠雙星閃耀

《資治通鑒》記載漢景帝后三年國家的富足：“京師指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功臣們乘牛車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中央政府僅養在首都長安的馬就有40萬匹之多。即便如此，漢武帝在即位后的12年間，為未來對匈奴的反擊進行著個方面的準備也相當謹慎。

公元前133年漢武帝下達了開戰的決心。通過馬邑富豪聶壹，漢朝試圖誘使匈奴軍臣單于率10萬騎兵入漢境。漢武帝則派遣30萬大軍在馬邑(山西朔州)山谷埋伏，試圖誘敵深入予以全殲。然而由于情報被軍臣單于發覺，馬邑之戰功敗垂成。漢匈50多年的脆弱和平終于破裂，兩大強國的全面戰爭開始了。

馬邑之戰后4年(前129年)，漢武帝派大將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分別從上谷(河北懷來)、代郡(河北蔚縣)、云中(內蒙古托克托)、雁門(山西右玉)四路進擊匈奴。除了衛青搗毀匈奴的圣地龍城，其余三支部隊都遭到失敗或者無功而返。兩年后匈奴入侵漢朝東北部的上谷、漁陽地區。漢武帝采用避實就虛的戰略，派車騎將軍衛青與將軍李息從云中沿黃河河套進行長距離大范圍的迂回作戰。穿越單于本部和右賢王的領地，包圍白羊王與樓煩王的部隊并予以全殲。

《史記·衛青傳》記載漢軍大獲全勝，并“全甲而還”。這一戰不但是軍事史上長途奔襲的偉大戰例，還一舉收復秦代版圖、水草豐美的河套地區，去除了匈奴威脅長安的前沿基地，并為漢帝國進擊匈奴提供了絕好的前進基地。漢帝國反擊河南之戰徹底改變了帝國60多年來被動防守的作戰方針，從此陰山南麓的匈奴主力開始暴露在漢帝國的鐵騎面前。

衛青的第二次重大出擊目標是匈奴右賢王的王庭。他率領著由步兵、騎兵和戰車部隊組成的10萬大軍，再次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出現在匈奴人面前。正喝酒醉臥、毫無察覺的右賢王只帶著一名侍妾和數百人逃走，其下小王數十人和上萬名匈奴人為衛青俘獲。

歷史全然翻轉！過去是匈奴人主動犯邊，現在卻成了漢軍主動尋找匈奴的軍隊。右賢王被擊破，使得匈奴從遼河流域到天山阿爾泰山的廣闊領地被分割成兩段。匈奴鐵騎再也不是不可戰勝的了。當匈奴的騎兵于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24年)再次進攻漢朝的代郡時，漢朝派遣大將軍衛青率領中將軍公孫敖(義渠胡人)、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前匈奴小王)、右將軍蘇建(蘇武的父親)、后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的強大陣容，率兵十余萬主動攻擊匈奴單于本部主力部隊。此次戰役雖然雙方都有得失，但是漢朝的戰果更大。更重要的是，漢帝國另一顆偉大的將星冉冉升起：18歲的霍去病隨衛青出征，僅率800騎兵，就斬殺匈奴2028人，并且斬單于的祖父，俘獲單于的叔叔和相國。

漢帝國的三次勝利讓匈奴單于采納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他接受投降的漢將趙信的建議：“撤軍到更北面的大漠深處，誘使漢朝軍隊前往，屆時遠征的漢軍人馬疲憊，匈奴可以一擊成功。”這一決策讓大漠以南的匈奴只剩下河西走廊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以及東面的左賢王。此時張騫已經從西域歸漢，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各國的情況。一舉打通連接西域的河西走廊，聯合西域各國攻擊匈奴，成為第四次反擊匈奴的戰略目的。

霍去病在攻取河西走廊的戰役中終于一戰功成！他以驃騎將軍率精騎萬人從隴西出發，轉戰五個匈奴屬國，幾乎抓住單于的兒子。在與渾邪王、休屠王部遭遇后大獲全勝，殺死了匈奴的折蘭王、盧侯王，俘虜了渾邪王的兒子、相國、都尉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在河西十分之七的軍力被一舉消滅，河西走廊從此被打通。

同年霍去病再次遠征。他率軍深入大漠千里后突然南下，一舉擊破渾邪王、休屠王部，計俘虜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共59人，斬俘3萬多人。幾乎清除了河西走廊全部的匈奴勢力。此戰堪稱戰爭史上的奇跡。史載匈奴歌謠當時唱到：“亡我祁連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開通西域：文治武功的頂峰

河西之戰不但斷絕了匈奴和南方羌族的聯系，更重要的是打通了絲綢之路，開通了東西方的貿易通道。這的確是大漢帝國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從一個搖搖欲墜的新生國家到武帝時代的文治武功，漢朝已全然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數代人為之所困的匈奴邊患終于得到緩解。但帝國的徹底和平還沒有到來。

元狩三年秋(前122年)，匈奴騎兵數萬人再次攻擊右北平地區，掠殺千余人。漢武帝獲知趙信為匈奴單于獻計，試圖囤積精兵于漠北以待漢軍。于是命令衛青和霍去病率領前所未有的騎兵大軍，輔以數十萬步兵輜重部隊，深入匈奴深處尋找其主力部隊。匈奴俘虜錯誤的情報讓衛青而不是霍去病與匈奴主力相遇。

衛青用武剛車(一種有邊有蓋的古代戰車)結陣，同時派出兩翼騎兵沖擊匈奴騎兵。在兩強相遇中，單于在漢帝國遠征大軍面前脫逃。這一戰衛青擊潰匈奴主力，并焚毀匈奴趙信城而還。

大漠以東，霍去病的5萬騎兵深入匈奴境內兩千余里，與匈奴左賢王部隊相遇。年輕的漢朝將軍以此前中原軍隊前所未有的進攻精神，一舉俘獲匈奴7萬多人，并追擊左賢王直至狼居胥山，封山而還。匈奴汗國即使在冒頓單于最昌盛時，騎兵也不過30萬人。此次漠北決戰徹底殲滅了匈奴主力部隊，從此“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廷”。

強大大漢帝國的建立，與之相輔相成的，便是強大匈奴汗國的衰亡。在張騫聯合西域各國攻擊匈奴后，匈奴汗國不但主力被漢帝國的軍隊摧毀，在西方勢力也被漢和烏孫聯軍擊敗，在東方也被新興烏桓部落擊敗，從而分裂為南北兩個汗國。前51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在北匈奴的攻擊下，率全部人民歸附漢帝國，并前往長安朝覲。這一事件給西域各國以巨大的震撼，從前蹂躪西域各國的強大匈奴汗國竟被中國征服，從此大漢帝國的聲威遠播西域。

這一巨大影響體現在此后匈奴再次與漢朝開戰之后：公元前36年，在匈奴郅支單于殺中國使節8年后，漢帝國西域副校尉陳湯竟然能私自調發西域各國軍隊，合同漢朝屯墾部隊共4萬余人，分兩路，越蔥嶺(帕米爾高原)，穿大宛，過烏孫，至郅支城(哈薩克江布爾)下合圍匈奴，并斬郅支單于首級，傳送大漢帝國首都長安。這是一場結束西漢與匈奴百多年戰爭的勝利，大漢的威信從此在西域建立起來。正如陳湯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指出，應該向天下各國表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