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設在關帝廟的行轅里見到胡雪巖的第一面對后者肯定沒有什么信任可言，眼前那個“瘦高個”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精明的“推銷員”。他到浙江以來聽到戰事外最多的就是關于這位大名鼎鼎的“浙江候補道胡光墉”的議論，而且多數沒什么好話，一些稟帖指出這個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富埒封君，為近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

但只是這一次會面似乎就讓左宗棠對胡雪巖的印象一舉改觀：“(左)欲加之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胡雪巖早已為左準備好的20萬石米起了作用。在清軍和太平軍歷時14年戰爭的最后階段，這一大份戰略物資的貢獻實在舉足輕重。

那天夜間行轅里發生在左和胡之間的對話，并沒有明確史料記載。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紅頂商人》一書中用了很大篇幅，為它想象了一連串充滿中國式智慧的機警對話，來刻畫胡雪巖左右逢源的商人性格，以及兩個雄心勃勃的中國人如何在這次見面后一拍即合。1862年，胡雪巖39歲，生意剛有起色；比他大11歲的左宗棠也剛剛從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里走出來獨挑大梁，他心懷大志，給朋友寫信都署名“署亮白”以自比“諸葛”。二人在晚清歷史舞臺上的表演都才剛剛展開。

渲染這場會面的重要并不過分，它在某些方面的確深刻影響了晚清社會的走向。它不僅將成就晚清一名重要官員政治生涯的高峰，這位“同治中興”的名臣在未來的仕途上因此有了“西征”這張輝煌而強大的政治底牌。它也成就一位紅頂商人的財富生涯——左宗棠的能量和胡雪巖此前的政治后臺王有齡不能同日而語，結識王有齡盡管使胡邁向了從事官辦買賣的第一步，但39歲以前的胡雪巖充其量還只是個地方政府的小幫辦，39歲以后，他得到了成為“國家生意”經紀人的機會，并一度成為壟斷者，他的個人資產在高峰期超過清政府國庫儲備金，達到白銀3000萬兩。

清代的“官商同盟”在有了“左胡”先例之后，接著很快就有李鴻章和盛宣懷這另一對搭檔。

由胡雪巖經辦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筆以“國債”面目出現的外債，它開創了地方臨時收入的新渠道，這筆收入完全脫離中央集權財政系統的控制，給地方洋務運動和軍務提供了應急資金來源，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清政府建立在傳統財政體制上的經濟基礎。財富重新分配，國家財產的式微和少數個人財富的崛起，是由此引發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主題之一。

1823年出生在安徽績溪縣十都湖里村的胡光墉是家中長子，父親胡鹿泉(號芝田)是一個讀過些書的鄉村名士。他家里的幾畝田地只夠供給他和三個弟弟月喬、秋槎、鶴年的基本衣食，他沒有上過私塾，幼年所有教育來自他父親所學知識的傳承。對他寄予厚望、希其“興吾家”、于上流社會贏得一席之地的父親，在他12歲時候就離開人世。童年不幸的胡雪巖之后經由親戚推薦從“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錢莊”當學徒，開始了奇跡般的經商生涯。從錢莊的跑堂伙計，到那個時代里富可敵國的商人，他的興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個人神話和社會轉折所組成，這個傳奇里所體現的商業哲學和謀略技巧，在幾百年后那些白手起家渴望奇跡的創業者們看來，仍是最好的勵志故事。

胡雪巖所生活的1823～1885年歷經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中國社會處于動蕩和崩潰的邊緣，挫敗感和謀求中興的希望交織，新舊因素并存，往后100年內活躍于中國歷史的各種力量都在此時陸續登臺亮相。

對付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開支幾乎耗盡清政府國庫，危及國運存續的各方危機并沒有消退，長期以來“塞防論”和“海防論”之爭不僅是政治觀點和派系之爭，它的焦點更是那些中興官員們如何使用有限資金去解決更多的麻煩。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叛亂中崛起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左宗棠，各自為政又互有合作，他們試圖振興國運，但短暫的“同治中興”始終是以昂貴的工業和軍事“實驗”為基礎。在國力不濟的前提下，他們不得不借助各種國內國外的商業勢力輔佐政治抱負，同時鞏固自己政治影響力的版圖。

另一方面，上海的外灘開始排滿新式銀行。鴉片戰爭雖然開放了通商口岸，但它所帶來的商業效果卻使英國人和其他外國商人大失所望，他們發現資本對中國內地的滲透并不如想象那樣迅速而順利，強制性的條約特權本身不能把外國制成品直接送到中國人手里，他們必須經由社會活動能力卓越的買辦人物之手，通過傳統商品流通渠道，才能深入中國市場，他們開始加大投資力度，想方設法接洽上掌權者們，簽下利潤更為豐厚的國家訂單。

一些長袖善舞的中國商人應運而生，穿梭于變革時代里交錯橫生的種種動機和需求之間，獵取需求縫隙中的暴利機遇，胡雪巖是他們中間最成功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