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杯酒釋兵權及之后的諸多措施，趙匡胤穩固了皇權的同時，也埋下了國家積貧積弱的種子。最大的成功竟換回來最大的噩夢，無論對趙匡胤還是對大宋朝，都是如此。

宋太祖趙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國的江山社稷之后，對后周的舊臣一個不殺，全部予以提拔重用。僅憑此一點，就已經顯示出了不同尋常的政治胸懷和統治智慧。不過，僅憑此一點，還遠遠保證不了一個新建政權的穩固。

大宋帝國建立剛過百天，原后周的兩員重將——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和淮南道節度使李重進(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統御，相繼在潞州(今山西長治)、揚州起兵叛亂。

終于還是免不了要用武力解決。于是太祖御駕親征，先下河東，再臨淮揚。兩場戰事的規模雖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折騰到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而伴隨著征討叛軍的干戈號角，這個新帝國天空中剛剛浮起的一點兒祥和喜慶之氣似乎也已散盡。唐末五代以來，無休無止的血腥殺伐、兒戲一般的改朝換代早已為世人司空見慣，而此時從大宋身上也找不出任何能成為長命政權的跡象，一個誕生于陰謀和兵變的國家當然隨時都有可能風云突變，硝煙四起。

平叛歸來的趙匡胤為此深為憂慮。他可不是五代亂世所盛產的那種一朝大權在握便只知縱欲行樂的愚魯武夫，作為一個志存高遠的帝王，他當然希望自己創建的政權長期鞏固，而不要成為五代之后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從公元907年朱溫建立后梁帝國，到960年大宋帝國誕生，短短五十三年間，中原大地歷經五代八姓十三帝(亦有十四帝、十五帝的算法)。《水滸傳》在開篇的楔子里引過一首小詩，“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正是對這段混亂歷史的高度概括。宋人范浚在《五代論》中則將造成這種亂局的原因總結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從軍中小校一步一步走上皇帝寶座的趙匡胤，自然深深懂得兵權對于王朝興衰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他自身的經歷就是最直接的警示：后周皇帝曾視他為最親信的將領，在皇帝眼中所有人都可能叛變，只有他絕對不可能叛變。而當他位高權重，結果正好相反。他自己的例子就足以使他對任何忠誠都失去信任，他必須防止這樣的戲碼重演。

凡能做大事者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善于用簡單的辦法處理復雜的事情。既然武將的兵權是隱患，那么就解除武將的兵權。宋太祖決心一下便單刀直入，而他采取的辦法居然是請大家喝酒，酒后實話實說，就這樣把一件令古今多少統治者傷透腦筋的麻煩事輕輕松松地了結了。

時機當然是個很關鍵的因素，此時天下初定，還沒有哪個將領擁有能與太祖相抗衡的實力，不俯首聽命只會引來殺身之禍。另外，太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以厚祿為條件，勸大家放棄權力，多置良田美宅，日夜飲酒作樂，一心追求享受。這樣的方案固然很準確地把握住了人性的弱點，但究其實質無非是以優厚的物質待遇交換權力，用俗話說也就是花錢買平安。不過在這個過程里，趙匡胤的坦誠和仁厚是必須肯定的，千古帝王當中，宋太祖應該算是最可交的一個。

杯酒釋兵權實際上進行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釋掉的是中央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四人的兵權，趙匡胤自己曾經擔任過的“殿前都點檢”一職也隨之取消。此后中央禁軍的領兵權一分為三，由所謂三衙統領，掌握三衙的則盡是名位尚低的將領，實際上等于皇帝直接掌控，這樣，禁軍將領在皇帝身邊發動兵變直接奪取政權的威脅基本消除。第二次是在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又釋掉一批方鎮節度使的兵權，以消除藩鎮割據的隱患。通過兩次宴請，中央直屬部隊和地方軍閥的主要兵權全部收回，自唐中葉開始持續二百多年君弱臣強的政治格局終于打破。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流傳千年，但仔細考證卻是查無實據的，很多人因此懷疑其真實性。當然，懷疑主要針對“杯酒”這種過于戲劇化的情節，兵權是確實釋掉了。宋初的一系列政治、軍事制度改革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程度，這是有大量史料證明的。

更大的爭議在于如何評價“杯酒釋兵權”的作用。開國皇帝濫殺功臣幾乎是為穩固權力而形成的一種自然規律，而宋太祖通過和平手段，不傷和氣就解除了大臣們的權力威脅，顯然是一種很高明的統治藝術。

問題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最多也只能做到“安內”，卻無法解決外患。大宋立國三百一十九年間，確實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內亂，但卻從始至終被外患所困，以至先后兩次亡國于軍力強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

幾乎所有的政權在創立之初，總會有一個時期在軍事上表現出強大的戰斗力。何況大宋是由后周平穩過渡而來，后周的軍事實力居五代之首，直接的交戰紀錄甚至還勝于北方的超級軍事強國契丹，這樣的家底為大宋毫發無損地全盤繼承過來之后，竟迅速衰敗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原因就是宋庭對自身軍力的人為削弱。

而所謂“安內方略”的基本指導思想其實就是以金錢贖買(事實上這也是大宋外交中的基本原則)，造成國家的經濟負擔沉重。另外，這種指導思想的還有一個必然結果：既然皇帝隨時防備著臣屬叛變奪權，臣屬自然時刻以表明忠心為第一要務，于是大宋君臣皆以不生事為最高原則，以茍且偷安為最大滿足，進而只貪圖享樂、毫無進取之心，這也是大宋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細數起來，中國古代主要的大朝代創立者中，只有趙匡胤是真正的軍人出身，以軍功起家，且最終以現役軍事將領的身份接管整個國家成為皇帝。而在此之后，他人生最主要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故事再次發生，通過杯酒釋兵權及之后的諸多措施，他也真的做到了。只是穩固了皇權的同時，也埋下了國家積貧積弱的種子。最大的成功竟換回來最大的噩夢，無論對趙匡胤還是對大宋朝，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