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降臨，不僅慈禧成為全民公敵，封建黑惡勢力的總代表，而且“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厄運，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為主角的電影《清宮秘史》。

【一】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二回里，借賈雨村之口說過這樣的話：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云催，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畫家黃中羊作品《慈禧與四個御醫》——他們不能朝太后臉上看一眼，也不能觸及太后的皮膚去把脈。

慈禧到底算是“大惡者”，還是正邪兩氣在人間的交匯，兼有善惡，像曹雪芹所說的，“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

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她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大惡者”，一個十惡不赦的壞女人，讓山河破碎，讓百姓受難。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上海租界的報紙天天刊文，慈禧幾乎被唾沫淹死。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紀》一書中說：“此等論說，顯為在逃黨人之所鼓動。”([英]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144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清宮秘史》劇照

辛亥革命的當口，出于號召革命的需要，革命黨把火力直指滿族政權，“排滿”成為革命最顯著的招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則成為革命的首要目標。而慈禧，無疑成為滿族政權最邪惡的化身。這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的延續，無疑與現代革命觀念相抵牾，這種民族主義沖動，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標。

“文革”降臨，不僅慈禧成為全民公敵，封建黑惡勢力的總代表，而且“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厄運，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為主角的電影《清宮秘史》。可見的影響力，已遠遠超出她本人的想象。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適等主演，香港永華影業公司于1948年拍攝，1950年在內地上映，到1967年，卻因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而聞名全國，也為打倒劉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這一年，“北京革命群眾”集會批判《清宮秘史》及其吹捧者，地點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門——午門廣場上。

“文革”終于結束了，但慈禧并沒有休息，這一次她又被賦予了新的使命，成為深揭猛批“四人幫”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禍國殃民的葉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覽”在乾清宮東、西廡開幕，展品1018件，展覽面積1015平方米。此時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同伙”，而成了“紅都女皇”的化身。為寫此文，我從故宮博物院的檔案庫里，找出了當年的展覽檔案，包括展覽籌備意見、解說詞(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關于籌備慈禧罪行展覽開放工作的意見》這樣寫道：

“在當前舉辦慈禧罪行展覽是一件政治性很強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反黨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夢想當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這樣一個展覽只能搞好，這個展覽能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主要是看這個展覽的內容、展品的選擇，文字的說明但是有沒有生動有力地口頭講解，也是條件之一，否則也會影響展出的效果。尤其像關于慈禧罪行這樣的展覽，如果不注意口頭宣傳，有可能產生付(副)作用，甚至成為對慈禧的頌揚或只是滿足部分觀眾的好奇心，這樣就不能達到展覽的預期效果。”(《關于籌備慈禧罪行展覽開放工作的意見》，故宮博物院檔案，檔案編號19970136z。)

展覽分成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那拉氏是個權欲狂”，分成如下幾個小節：

“八大臣輔政，那拉氏心懷不滿”“策劃于離宮，點火于北京”“為搞政變，奪取兵權”“利用歷史，大造輿論”“政變成功，粉墨登場”“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成年，慈禧假交權”“立小傀儡，為掌大權”“心毒手狠，獨自專權”“囚禁光緒，公開訓政”;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個賣國賊”，分成如下幾個小節：

“那拉氏一上臺就加緊勾結帝國主義”“那拉氏在中法戰爭中的賣國罪行”“那拉氏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賣國罪行”“八國聯軍的侵略和那拉氏的賣國罪行”“簽訂辛丑條約，徹底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那拉氏在日俄戰爭中的罪行”“那拉氏崇洋媚外的丑態”“那拉氏出賣了我國大量主權”;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個劊子手”，分成如下幾個小節：

“那拉氏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捻軍起義”“那拉氏鎮壓義和團運動的罪行”“那拉氏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的罪行”“那拉氏鎮壓戊戌變法的罪行”“那拉氏鎮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罪行”;

第四部分是“那拉氏是個吸血鬼”，《講解稿》指出：“那拉氏集中了一切剝削階級貪得無厭、荒淫糜爛的本性。……當時，廣大人民群眾，只能賣兒賣女，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那拉氏揮霍無度，荒淫無恥達到了極點。”(《慈禧罪行展覽講解稿》，故宮博物院檔案，檔案編號19970123z。)

第五部分是“歷史車輪不容逆轉”，講解員器宇軒昂地說：

“在那拉氏掌權的半個世紀中，我國大好河山，被帝國主義瓜分得支離破碎，糟蹋得不成樣子。看，(指照片)他們瘋狂鎮壓我國人民革命，槍殺我無辜人民，強占我領土。這個時局圖是當時的一張漫畫：黑熊代表沙俄，強占我東北大片領土;獅子代表英國，占據長江流域;蛤蟆代表法國，占據兩廣和云南;太陽代表日本，它控制著福建，并霸占著臺灣;老鷹代表美國，它惡毒地拋出了‘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侵略政策。……”

“同志們，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那位氏統治的四十多年，把我們國家糟蹋得不成樣子，如果王、張、江、姚四人幫的陰謀得逞，我們國家就會很快走上歷史的老路，勞動人民就要重吃二遍苦，重愛二茬罪。這是多么危險的情景啊。”(《慈禧罪行展覽講解稿》，故宮博物院檔案，檔案編號19970123z。)

1980年，國內重印民國小說家蔡東藩《慈禧太后演義》，在出版說明中，也對慈禧做出這樣的定義：“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專制頑固，陰險狠毒，窮奢極欲;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賣國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禍國殃民，給中國造成極大的災難和恥辱，至今猶為人民所痛恨和唾罵。”“《慈禧太后演義》一書……剖析了慈禧太后這個封建王朝沒落階段的最高統治者的腐朽本質，和她違抗歷史潮流，螳臂當車的陰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陰謀的卑鄙伎倆，以及朝廷宮闈中爭權奪利、荒淫無恥的生活。”(見蔡東藩：《慈禧太后演義》，第1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從一個審判臺押赴另一個審判臺，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劇里的臉譜，在經過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終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藝術作品中現身，無論是劉曉慶演的《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盧燕演的《末代皇帝》，還是呂麗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戰》，都是標準的反派。

但是，那張經過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經不再屬于慈禧本人。

【二】

壞人也是人，猶如壞女人首先是一個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國電影，叫《帝國的毀滅》。這部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講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這部影片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幾乎顛覆了我們對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個不斷咆哮的戰爭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輕聲細語的“做夢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個有教養、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領袖。當秘書打錯了字或做錯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總能寬大為懷;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是一個對狗有著深情厚誼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讓別人在他的辦公室里放花，因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謝。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依據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書特勞德·瓊格的真實回憶《直到最后時刻》。

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國上映后引起極大爭議，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對于希特勒這樣一個惡魔，是否有必要拿他當人看？德國歷史學家第45屆大會上甚至同意專為該片舉行一天辯論。但無論從藝術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這部影片無疑都是一個進步。壞人也是人，他們所謂的“壞”不是與生俱來的。出于義憤地聲討“壞人”，這無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樣的聲討，容易使人放棄了探究的職責。

在20世紀的革命話語中，慈禧早已被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壞人。在這樣情況下，對她的精神世界進行探究，都會被視為擾亂視聽。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為誰“辯護”或者“翻案”，更非濫用同情心，而是試圖恢復歷史的真貌，讓歷史人物自身的復雜性穿透那些簡單化、平面化的意識形態表述，重新浮現出來。歷史學被視為一門科學，本質即在于求真，假如將歷史簡單化、平面化，豈不與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辯證法相違背，陷入了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觀察世界的形而上學？

在為本文搜尋資料的過程中，我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檔案中，找來了加拿大學者鄺兆江先生《慈禧寫照的續筆：華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讀之，頗有不謀而合的興奮。現照抄幾段，算是為自我提供一個佐證：

“戊戌政變后，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對慈禧口誅筆伐，不遺余力，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反響。從此國人對慈禧的評價貶多于褒，立場與一些清末外人迥異。康、梁沒有見過慈禧，言辭間難免夾雜主觀之辭。康格夫人、卡爾、華士等外人則同慈禧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觸，他們的言論，姑且勿論如何主觀，流于片面，至少還有親歷的經驗作為根據。他們都說明，慈禧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表現雍容、優雅、體貼、慷慨、慈惠的一面。這不像是慈禧專為討好外人偽裝出來的模樣。”

“任何讀過同治、光緒兩朝重臣翁同龢日記的人，都會察覺翁筆下的慈禧，性格確有陰柔、祥和、甚至軟弱的一面，與外人的記述吻合。若通以陰謀視之，謂都是慈禧處心積慮炮制出來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瞞天過海的本領，能否數十年如一日，絲毫不露破綻？……人性本來復雜，是善是惡，一直是中外哲學家、宗教家爭論不休的課題。史學研究著重多元脈絡的探索，個人稟賦、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日后際遇、社會政治環境、時代思潮等因素，錯綜復雜，耐人尋味，很難三言兩語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認同，解析不等于維護，當實事求是地全面探討慈禧的一生時，這是不宜忽略的基準。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實的真相。外人對慈禧的頌揚，雖或失諸偏頗，卻有一定的備忘意義。”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經多時。對慈禧的歷史評價，似乎已早有定論。其實，離開了正邪、善惡、好歹、是非等一般認識范疇，尚有遼闊的灰色地帶需要探索、審視、勘定。”([加拿大]鄺兆江：《慈禧寫照的續筆：華士·胡博》，故宮博物院檔案，檔案編號20001705z。)

隨著世事的流變，在故宮博物院后來關于慈禧的展覽中，階級斗爭的火藥味一點點消散了，變成客觀、平靜的中性敘事。1999年，故宮博物院在日本神戶、橫濱、名古屋、福岡、大阪等地舉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宮博物院在四川自貢舉辦“慈禧生活藝術展”;2006年，故宮博物院舉辦“慈禧太后與末代皇帝展”，單從題目上看，曾經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已經轉化為中性的歷史敘事。我找出當年的展覽目錄，發現里面包含著指甲套、把鏡、梳具、化妝盒、胭脂盒、粉盒這些細小的用品，還原出一個女人生活的唯美與精巧，讓我想起福樓拜筆下的愛瑪，那么的愛慕虛榮，然而，讀完她的悲劇，又有誰敢沾沾自喜？

作者：祝勇，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北京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辛亥》總撰稿，現供職于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