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為“天朝上國”的明朝政府發現利用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足以實現自己對邊塞外的女真部族“分其枝、離其勢”的羈縻政策的時候，敢于向舊有利益格局說不的女真英雄努爾哈赤(nurgaci)，找到了自己登上歷史舞臺的契機。站在今日遙望當初的努爾哈赤，一定會聽到關于他以十三副鎧甲起兵、統一女真的諸多傳奇故事，可這十三副鎧甲從何而來？成就帝業的努爾哈赤有著怎樣的身世背景？又因何走上統一女真部族之路？

蘇子河畔六祖的子孫

如果按照清代官方公布的世系推演，會發現努爾哈赤像所有中原帝王一樣有著遙遠而顯赫的祖先。但當我們將焦距對準公元1559年，卻能見到另一番景象：這位清帝國的奠基人降生在一個有著“口袋房、萬字炕，煙囪立在地當央”的普通女真人家院落里，他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更像是在明朝政府和女真“豪酋”的夾縫間奔波求存的守業者。史稱努爾哈赤的曾祖父名叫福滿，被明朝政府授予“建州左衛都督”之職。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徒有其名的虛妄“尊稱”而已，既沒有朝廷俸祿可拿，也不被納入國家官員編制之中，唯一可以享受的“福利”是敕書帶來的貿易資格。因此，更像是擁有一定武裝力量的莊園主或貿易商人。福滿的六個兒子(清代稱“六祖”或“寧古塔貝勒”)分別居住在相鄰的六座“城”中，其中勢力最大的三祖索長阿居住在赫圖阿拉以東的河洛噶善(holo，意為山谷;gaxan，意為村)，僅從這個地名來看，所謂的“城”其實不過就是一座村莊而已，所謂的城主也不過就是村寨的主事人罷了。

人丁興旺才好仗勢安居，六祖的子孫們一度控制了蘇子河流域“五嶺迤東”的廣大區域。不過，比照著努爾哈赤的祖父們一度依附于擁有30道敕書的建州右衛都督王杲，再瞧瞧海西女真的哈達部和葉赫部曾經均分的1000道敕書，這個家族的“顯赫”程度大約是不言而喻的。也難怪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初，海西四部的酋長們視他為“無名常胡”，恥與為伍。

覺羅還是愛新覺羅？

至此，我們似乎很難想象“上天降生的愛新覺羅”們跟在納喇氏(海西四部貝勒具姓納喇)或喜塔臘氏(王杲姓喜塔臘)的豪杰身后東奔西走的景象。確實，努爾哈赤在稱汗之前本也不姓愛新覺羅，愛新覺羅這個姓氏是伴隨著汗(皇)權的確立而產生的。

關于努爾哈赤的姓氏，學界長期存在著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努爾哈赤本姓佟佳氏;另一種觀點認為愛新覺羅本是微末家族，努爾哈赤曾經長期冒用其岳父的姓氏佟佳氏;但也有觀點稱努爾哈赤是遼東女真化的漢人，本姓佟;甚至有人說他是被金兵擄入北地的宋徽欽二帝之后。那么，努爾哈赤到底姓什么呢？

清朝將努爾哈赤的遠祖追溯到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孟特穆在漢文史料中被稱為猛哥帖木兒，明初朝鮮史料《龍飛御天歌》中有“女真則斡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的記載。斡朵里是元代女真部落名，豆漫即圖門(tumun，意為萬)。斡朵里豆漫可以理解為“斡朵里萬戶”，既是元代五個女真軍民萬戶府之一，也是作為該萬戶府的首領“萬戶”的官名。夾溫則是女真姓氏，它的發音與夾谷(一說交魯)、覺羅(gioro)大同小異，是猛哥帖木兒的姓氏，也是努爾哈赤稱汗前其家族原有的姓氏。

《金史·國語解》中曾明確說“夾谷(漢姓)曰仝”，不知是出于仝字與漢姓中的童、佟姓同音的緣故，還是并不能完全理解女真人稱名不道姓的習慣，總之，用漢字書寫歷史的史官們給這一支本姓覺羅的女真人賦予了“佟(童)”姓，并且一直延續到明末。如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在明人張鼐的《遼夷略》中被稱為“佟教場”，而朝鮮的申忠一則記為“佟交清哈”。即便是努爾哈赤自己，也曾在回復朝鮮國王的書信中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因此，努爾哈赤姓佟的說法應該是基于漢文史料的記載而產生的，但如果就此引申展開漫無邊際的臆測，難免有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的嫌疑。

至于覺羅是如何變為愛新覺羅的，還要扯幾句女真氏族的哈拉(hala)-穆昆(mukvn)組織。哈拉(hala)在滿語中意為姓，是所謂的“父系血親集團”，哈拉下面又有穆昆(mukvn)，它是在血緣的基礎上摻雜地域因素后形成的“宗族”概念，可以被理解為“氏”。“愛新”(aisin，意為金)便是努爾哈赤在稱汗后為自己的宗族選定的一個足以彰顯皇室尊貴的新“名號”。這一點在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賦》中也有印證，其詞曰：“帝用錫以姓曰覺羅，而徽其稱曰愛新”。

愛新覺羅這個與汗(皇)權并生的新姓氏所厘定的，是努爾哈赤父親塔克世的血脈與其他叔伯兄弟之間的界限，更是等級森嚴的皇室尊卑。有清一代，只有塔克世的直系子孫才可以稱為宗室、姓“愛新覺羅”、系金黃帶子，而其他同族親戚則只能姓“覺羅”、系紅帶子。與皇親宗室壁壘森嚴的制度相對應的是，作為“滿洲著姓”之一的覺羅氏有著龐雜的穆昆分支，僅《滿洲八旗氏族通譜》里記載的便有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阿顏覺羅、通顏覺羅、呼倫覺羅、察喇覺羅等等。

頻繁更換的利益代言人

明末紛亂如麻的遼東女真社會部族林立、各稱王長，除了遠在黑龍江流域的東海女真外，較為人熟知的還有海西四部——葉赫部、哈達部、烏拉部、輝發部，建州五部——棟鄂部、哲陳部、蘇克素護部、渾河部、完顏部，以及長白山三部——朱舍里部、訥殷部和鴨綠江部。其中以海西四部實力最為雄厚，擁有相對廣闊的疆域、較多的人口和大型城池，而小的部落實際上不過是幾座村寨而已，大小之間相距懸殊。

努爾哈赤所在的覺羅氏在明末女真社會中并非是素有威名的一支，當喜塔臘氏的王杲(阿突汗)雄踞建州的時候，覺羅氏的大小城主們均追隨在其麾下。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娶了王杲的孫女額穆齊為妻，覺昌安還將自己長子禮敦的女兒嫁給了王杲的兒子阿臺，可謂是親上加親。但在努爾哈赤十歲這年，生母不幸病逝，父親又娶了得到明朝政府支持的海西女真哈達部之女納喇氏。可惜這位繼母與長子之間的關系并不融洽，一系列的矛盾與沖突迫使努爾哈赤離家出走，投奔了自己的曾外祖父王杲。

根據明人筆記所述，當明萬歷二年(1574)七月明朝邊將李成梁率軍血洗建州右衛的時候，年僅16歲的努爾哈赤正在王杲的家中。也許這場戰爭帶給努爾哈赤的深遠影響，遠不止女真人與漢人之間刻骨銘心的血仇，還有對女真內部種種沖突與背叛的厭惡與痛恨。因為充當李成梁向導、引兵擒拿王杲的，正是王杲的姻親、自己的祖父覺昌安。這場戰爭之后，覺昌安順理成章地成為李成梁首選的新一任建州女真“代言人”，在明朝政府的扶持下控制著蘇克素護河部。而九年后努爾哈赤賴以起兵的十三副鎧甲和三十余人的隊伍，也不過是這個時候才積攢下來的一份小小家業而已。

但努爾哈赤卻并沒有因此過上富庶安樂的生活。在明代文人姚希孟所著的《建夷授官始末》中，曾經記錄了一段努爾哈赤與李成梁之間的舊事，說在王杲城破之時努爾哈赤“抱成梁馬足請死”，但李成梁不但沒有殺他還將他收在帳下視如養子，身為明朝邊將的他不但給了努爾哈赤接觸漢人社會的機會，甚至“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這樣的經歷一度為他招來“養虎自貽患”的罵名。

當然，這種“有損”努爾哈赤威名的過往在經歷了清代幾次有組織的修史之后，已經很難從史冊中找到依據了。但智者千慮仍有一失，在康熙年間大學士徐乾學所修的《葉赫國貝勒家乘》中有一條這樣的記載：“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葉赫國，時上脫李成梁難而奔我。”可見努爾哈赤在公元1582年以前，似乎確實有過被李成梁羈留的經歷。

公元1583年，古勒城城主、王杲的兒子阿臺為了替父報仇，挾持了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逼迫他與自己合兵犯明。明軍在得到尼堪外蘭(根據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現的族譜所載，尼堪外蘭本人姓佟佳氏，名叫布庫錄，他早年出入于撫順關馬市為商人，后來成為蘇克素護部所轄圖倫城的城主，始終是一個熱衷于迎合明朝羈縻統治的人。)的線報后，興兵圍剿古勒城，塔克世因父親尚且被滯留在城中而急于進城營救，卻不料父子倆雙雙死于亂兵之中。

得知父祖死訊的努爾哈赤只身來到明朝邊關，以“祖父無罪，何故殺之”為由向明軍討要說法，自知理虧的李成梁只能歸還覺昌安和塔克世的遺體，不但給了這個當年自己曾經“照護”過的年輕人30道敕書、30匹馬為安撫，還將福滿曾經擔任的建州左衛都督僉事之職頒賜給了年僅25歲的努爾哈赤，可以說是給了這個既無影響又無實力的年輕人莫大的支持。

也許，李成梁覺得這種豐厚的撫慰和支持可以使他像其他部族首領一樣，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忘記仇恨、積極投身于對敕書的爭奪和對明的貿易之中，甚至成為下一個明朝利益的代言人，可努爾哈赤偏偏不肯成為明朝遼東棋局上的又一枚棋子。也許正是在李成梁帳下的那段經歷，使得努爾哈赤可以將明朝的種種策略看得更加清晰;也許是一次次親人的慘遭屠戮，讓努爾哈赤決心以統一來消弭部族間無休止的殺伐。總之，是時候對明朝精心策劃的利益格局說不了。

新秩序的建立需要足夠強大的實力作為支撐，手中僅有的十三副鎧甲、三十匹戰馬自然無法與雄兵萬千的明軍抗衡，宏圖在胸的努爾哈赤將矛頭指向了明朝新扶植的利益代言人尼堪外蘭，統一女真的風云就此涌起，一個沉睡了近300年的民族被再次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