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生為四位女性所困：張幼儀、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

徐志摩與張幼儀系奉父命而結合，以仳縭告終;與林徽因相見恨晚，是一廂情愿;陸小曼與徐志摩終成眷屬后，卻又悲劇收場。因此，《不容青史盡成灰》作者劉紹唐認為，“僅有凌叔華本最有資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婦的”。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大詩人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后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

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后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

這時，最為新月社主要成員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近當時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當時已有婚約在身，因此對徐志摩自然是以禮相待，而凌叔華和陸小曼卻都因欣賞徐志摩的才氣，而與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雙美在側，自然高興非常，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并通信。但畢竟，陸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顧忌。而凌叔華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徐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來越密切了，相識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兩天一封，再加上聚會，可以說這顯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誼。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極深。

徐志摩稱凌叔華為“中國的曼殊菲爾”。曼殊菲爾作為一個異性的外國女作家，徐志摩對她一直懷著一份特殊的情感，稱贊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鵑鳥，嘔出縷縷的心血制成無雙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而對于曼殊菲爾的外貌，徐志摩更是驚為天人，說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凈，我其實不能傳神于萬一;仿佛你對著自然界的杰作，不論是秋水洗凈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或是南洋瑩徹的星空，你只覺得它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

當然，也許人說詩人就喜歡夸張的語言，可詩人夸張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這樣的一種才貌雙全的也許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國的曼殊菲爾”這項桂冠，他卻頒給了凌叔華。

然而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感情，卻又是那么地霧里看花，一種比朋友更親，比戀人略淡的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看他們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覺原來其實是“粉蝶無蹤，疑在落花深處”的知己。

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于徐志摩的視線后，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陸小曼的丈夫王賡亦同時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因此當徐申如到來得時候，即說：“叔華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邊的一封信拿給父親看。徐申如打開信來閱讀，站在徐申如身邊的王賡也跟著看，這時，徐志摩發現王賡的臉色大變，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邊。這才發現，凌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陸小曼的信，徐志摩當下便失了聲色，他知道自己闖禍了。

序幕一拉開，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不久后，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陸的關系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墻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

后來，徐志摩親口對好友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徐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娶了陸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陸結婚，給王賡發一喜帖，王賡竟還送一份禮品，不失君子之風。

凌叔華后來也曾公開澄清“拿錯信”事件，她說：“說真話，我對徐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