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繇憑啥與書圣并稱“鐘王” 楷書奠基人和革新

當(dāng)曹操與袁紹展開著名的“官渡之戰(zhàn)”時，魏國重臣鐘繇給曹軍送去了兩千匹戰(zhàn)馬，甚應(yīng)其急，幫助曹操獲得大戰(zhàn)勝利。就是這位鐘繇，在書法史上卻是一位與書圣王羲之并稱“鐘王”的大書法家。他憑啥這么牛？那是因為他不僅善寫漢魏時正統(tǒng)書體——篆書和隸書，而且他還是當(dāng)時新書體——楷書的奠基人和革新者。他68歲時書寫的《賀捷表》，就是他小楷的經(jīng)典作品。

219年魏國大將徐晃等擒殺了蜀將關(guān)羽，鐘繇得知喜訊時，寫下這篇賀捷的表奏。《宣和書譜》評說道：“鐘繇《賀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清代王澍說它：“渾幽而大雅，或正或偏，具方外之妙。”作品點畫輕盈瀟灑，清麗無前，字形亦趨方正，但仍有古隸之意，高古純樸。

首先，在結(jié)體上還保留著隸書的部分特點。與隸書一樣，它的字體多橫向伸展，呈扁方形狀。這明顯地不同于后來的呈正方或長方的唐楷。鐘繇常常壓縮縱向的長畫，這種橫向伸展的扁方形狀，后來就成為小楷特有的體段。例如，當(dāng)他寫“彳”或“亻”旁時，使上下截各占二分之一的長度，幾乎豎畫變成了一點。《賀捷表》中的“行”“任”“佇”等字就是這樣。對“人”字頭的字，他則采用撇捺開張的構(gòu)造方式，增大“人”字頭下面的空間，使字的下部盡量上貼。如《賀捷表》中“企”“令”“命”“險”等字。

在筆法上，平時寫慣了隸書的鐘繇，當(dāng)他寫楷書的時候，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一些特有的隸書筆法，這就造成了明顯不同于后代楷書筆法的特色。《賀捷表》中“不獲扈從”的“不”字的橫筆，“獲”“從”的末筆一捺，都帶有隸書波挑磔尾的筆態(tài)。“言”“知”兩字中的“口”的左豎的寫法也與后代的楷書不同，它是明顯地向右傾而不是左傾，這是隸書中特有的寫法。

其次，鐘繇寫楷書還是初創(chuàng)，沒有后代書法家那樣精熟，與唐代繁榮而又成熟的楷書相比，更顯得稚拙，帶有明顯的藝術(shù)“準(zhǔn)備期”的草創(chuàng)特點。如果將《賀捷表》與王羲之《黃庭經(jīng)》相比，前者質(zhì)直樸厚，后者妍美流便，區(qū)別十分明顯。不過，恰恰因為像蹣跚學(xué)步的孩子似的不成熟，倒使得鐘繇的楷書純樸而有拙趣。

最后，鐘繇的楷書備盡法度。他把漢隸、史游的草隸、張芝的今草、劉德升的行書等多種筆法，都吸收運用于楷書之中;而且將楷書的各種筆法，如折股釵、屋漏痕、撥燈法、懸針、垂露、斂鋒等，都熔為一爐，可以說備盡法度，對后世楷書筆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賀捷表》中“宣示”的“示”字上橫，“蹇”字的上點，實是章草用筆;而“勢”字則是草書之態(tài);“同”字則形同草隸。“日”“長”兩字的豎畫的起筆，落筆即轉(zhuǎn)鋒而下，有飄逸飛動之勢，后世的王羲之、褚遂良等就是效法這一筆法。

此外，他還注意行筆的“疾”與“澀”。《賀捷表》中“獲”字“犭”旁的第一撇，起筆沉重遲澀，行筆著實緩慢，收筆頓住向上翻出，含茹著“留”意;第二撇，則行筆流暢，出鋒銳利。兩畫澀疾有別，一鈍一利，不相雷同。

所以，鐘繇與王羲之并稱“鐘王”，當(dāng)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