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朱元璋為何不愿承認劉伯溫為“儒者”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村(今浙江省文成)縣南田武陽，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于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于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后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于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于蒙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占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么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云”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于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愿望，這些都是他區別于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于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盡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于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嘗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