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1886—1926)，男，漢族，浙江東陽人，革命志士，民國時期著名報人、《京報》創辦者、新聞攝影家，中國傳播馬列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先驅者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譽為“新聞全才”、“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等。1926年因發表文章揭露張作霖統治的種種黑暗，而被張作霖殺害。有“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之稱。

在搜求和閱讀有光邵飄萍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后輩報人或者學人對他評價極高，而同時代的報人卻多有批評甚至不無詆毀。無論是惋惜他的人還是鄙視他的人，對他的生活豪奢有著比較一致的記錄。

邵飄萍的新聞思想

1.獨立辦報--信仰獨立、組織獨立、經濟獨立

2.辦報方針--監督政府、喚醒并教育民眾、順應時代潮流針砭時弊

3.記者品德--客觀、獨立、責任、維護國家和信息源權益

4.致力于新聞改革

（內容上：迅速真實地反映生活；采訪上：新聞敏感性強、廣泛交友、隨機應變、把握心理和戰機；編輯上：注重標題和版面設計；經營上：吸納廣告、多種經營；教育上：講課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動手能力）

邵飄萍的一生既做過記者，又做過新聞講師，還自己辦過報，自己辦過通訊社，在每個崗位上都有著突出的成就。

在北京創辦《京報》的同時，1918年，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揭開了我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為新聞學會的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包括毛澤東、鄧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接著搖曳的燭光，毛澤東向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自己成長的歷史，說到：“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毛澤東作為新聞學會的會員，除聽課外還多次去邵飄萍家拜訪，聆聽老師的教誨。毛澤東曾說，“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邵飄萍還為后世留下了兩本新聞學的開山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其中，《實際應用新聞學》主要整理了他的新聞學教學講義的內容，以他自己的采訪實踐經歷為主要內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歐美日本考察后的認識，是對新聞采訪和寫作，記者修養等新聞實踐進行理論的概括，這本書立足于實際應用，力求指導記者進行實際采訪。《新聞學總論》則論述了報業的性質、任務、新聞學的基本概念、新聞法制觀點等內容，還簡要地介紹了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如果能夠找到這些書，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認真地去讀一讀，因為這是一個名記者用自己畢生的經驗而寫成的，而且應該說，這些書至今為止都很有指導意義。

這就是邵飄萍的一生，始終在記者的崗位上秉筆直書，不畏強暴，“鐵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鐵骨錚錚、辛辣無情的意義，成為邵飄萍的寫照。邵飄萍的命運也成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像他一樣能夠如實報道新聞的記者的共同命運。比如我們上節課講到的黃遠生，比如與邵飄萍同稱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們都是我們國家歷史上記者的典范。

邵飄萍曾借新聞敲詐政府與百姓？

邵飄萍是如何搞“有償新聞”，借報紙生財的。民國時代素有“大炮”之稱的龔德柏給后人提供了有名有姓的具體事例。盡管邵飄萍的女婿郭根先生曾寫過反駁文章，對邵飄萍的大節之處多有辯護，但對諸多事例卻默置不辯。

在《愚人愚話》一書里，龔德柏說：“他的作風先罵，得了錢后即百八十度轉變，而大大恭維”。用今天行話說就是先進行輿論監督，然后索要封口費。例如1924年中蘇兩國復交談判，顧維鈞任外交部長，王正廷為談判代表。談判多次后簽訂草約，報告顧維鈞。然而顧不同意，令王再行交涉，結果陷入僵局。邵飄萍一開始站在王正廷這邊，撰文大罵顧維鈞。顧維鈞挨罵不過，即給邵三千元，并增加外交部對《京報》的津貼。次日《京報》社論大捧顧維鈞痛罵王正廷。所以龔德柏說：“二十四小時內，如此一百八十度轉變態度，這只是銀元在說話而已。”

敲政府的竹杠，盡管動機不純，但還可以說有一點“監督政府”的影子，最不濟也可說是“狗咬狗”之類。然而利用媒體公器，拿社會丑聞敲詐一般民眾，則不可原諒。“大概是十四年的事。當時外交部一科員夏某，其妾與其子通奸，子娶婦，妾禁子與妻同宿。妻回娘家訴于其母，母乃打至夏家，遂成社會新聞。本已無再談之必要了，但邵作一章回小說回目，使人送夏閱讀，然后再與夏談判。結局夏給邵五百元了事。”

上到政府要員，下到普通百姓，都是邵飄萍的敲詐對象，所以高拜石說他：“要取則細大不捐，錙銖必盡，其‘交際’和‘活動’的高明，為此道中人之最。”龔德柏則強烈質疑：“這種人配談言論自由嗎？”

就言論自由的要義而言，在于表達的自由;就法意的界定而言，不在于言說者的動機和對錯。動機論與陰謀論一樣，人言人殊，不足深談。而言說的對錯當以言說糾正之。從這點來說，邵飄萍固然行止有虧，但龔德柏說他不配談言論自由，則屬于知識分子的道德潔癖使然，有攻擊過當之嫌。但若說邵飄萍濫用言論自由，應是允當之論。

遺憾的是，邵飄萍已經長眠不醒，他的金石之言“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并沒有在他身后得以落實，依然飄渺如過眼煙云。而龔大炮痛批的金錢主義，則落地有聲，于今日所見，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