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串通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聯合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點燃這場大亂“導火線”的是景帝劉啟的老師晁錯，晁錯提出的一項《削藩策》直接威脅到吳王等諸侯王的封地，故叛軍打出“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大旗，舉兵西進直逼漢廷。劉啟無可奈何，只得聽信曾與晁錯結怨的袁盎（原吳國宰相）之“餿招”，以巡察市中為名將恩師悄悄地騙至東市“腰斬”。可憐的晁錯就這樣穿著朝服做了冤鬼。晁錯發展了“重農抑商”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增加農業生產，振興經濟；在抵御匈奴侵邊問題上，提出“移民實邊”的戰略思想，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備御匈奴攻掠；政治上，進言削藩，對后世影響甚大。

劉啟本想“丟卒保車”，豈料晁錯一死，劉濞不僅不退兵，反而變本加厲，自稱“東帝”，公開聲言要奪取皇位。其實，埋下這場大亂“導火線”的正是劉啟本人，起因則是為了一盤“六博”棋之輸贏。是故從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中國歷史上由一盤棋引發的一場著名內亂，晁錯不過是提前點燃了那根“導火線”而已。

據《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這劉濞是漢高祖劉邦兄長劉仲之子，于漢高祖十二年（元前195年）被封為吳王。當年有面相人曾告訴劉邦“五十年后東南必有亂”，指的便是劉濞相有“反骨”。話說劉啟做太子時，吳國太子進京朝見漢文帝，期間曾陪伴劉啟邊飲酒邊下“六博”棋玩耍。這“六博”又稱“陸博”或“博”，是最古老的棋戲。由出土文物可知，六博棋包括棋局（即棋盤）、棋子、箸(即骰子)及博籌，行棋方法主要包括大博和小博兩種。西漢及其以前的博法為大博，以殺“梟”為勝，即對博的雙方各在己方棋盤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梟”，五枚稱作“散”，用“箸”六個。雙方輪流擲“箸”，根據所擲“箸”的數量行棋。最終以殺掉對方“梟”決定勝負，即《韓非子》中所言“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類似于象棋中的“殺將奪帥”。

喜好六博的劉啟與吳太子在棋盤上殺得天昏地暗。這劉濞之子所拜師傅都是楚人，生情狂傲，爭強好勝，在博戲過程中與劉啟爭棋路，態度惡劣，出言不遜，并未把當朝皇太子放在眼里。劉啟盛怒之下便拿起棋盤猛擊吳太子，估計是擊中了要害處，竟將其打死了，玩棋鬧出了人命。朝廷將吳太子靈柩送回吳地安葬，劉濞惱怒地說：“天下是劉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長安便葬在長安。”就令人將靈柩送回長安安葬。自此，劉濞便仇恨劉啟，并產生謀反的念頭。

劉濞開始稱病不去長安行秋季朝見皇帝之禮，僅派遣使者進朝。漢代諸侯王每年需朝見皇帝進行“述職”，這個制度周代即已實行，是天子對諸侯的一種約束。《孟子》有載“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六師移之。”可見諸侯膽敢不朝見皇帝，按古法即是死罪。劉濞既然敢如此而為，便已作好拚死一搏的打算。當時，朝廷拘留并審問吳使，使者只得據實交代劉濞是因為痛失太子心生恐懼才稱病。漢文帝或許是考慮到劉濞的喪子之痛，或許是為籠絡劉濞，便網開一面，賞賜劉濞幾案與拐杖，說是照顧他年事已高，以后不必前來朝見。此事總算暫時平息了，劉濞也自此二十多年不朝。

但劉濞對劉啟的懷恨之心難釋，復仇謀反之心不死，時刻準備著取而代之，心想著“劉家的天下，這皇帝該姓劉的輪流做”。吳國產銅、濱海，劉濞收羅全國各地的逃亡者鑄錢、煮鹽，所鑄錢流通于整個西漢境內。吳國財力可與朝廷匹敵，由于經濟富足，境內不征收賦稅，百姓應該為朝延服役時，劉濞便發給代役金，另外雇人去服役；每至年節，他拿出大把的錢慰問賢士，賞賜百姓。因此，劉濞在吳國的威望極高，舉兵起事時他振臂一呼，竟動員了二十多萬人參戰。那些逃往吳國的其他郡國罪犯，都被劉濞養起來，禁止別國官差入吳境捕捉，這些人自然對劉濞感恩戴德，甘愿效犬馬之勞。劉濞還以珠玉金帛賄賂諸侯王和宗室、大臣，以圖在政治上獲取支持。可見，劉濞一直在為復仇謀反做準備。

文帝在位時，劉濞還不敢輕舉妄動，一是文帝對自己不薄，二是無起兵的合適理由。當年，晁錯曾多次上書文帝奏請治劉濞之罪，但文帝不忍心懲罰他。劉啟繼位后，早已看清劉濞必反的晁錯便加緊勸諫劉啟削藩。晁錯曾經對劉啟說：這劉濞是“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資治通鑒》）晁錯的意思是，自從皇帝您打死劉濞的兒子后，劉濞便矢志反叛，而且遲反的禍害更大，不如逼其早反。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引發“七國之亂”的真正“導火線”正是那盤六博棋，而晁錯起的作用只是提前點燃了那根“導火線”。發生在西漢的這場“七國之亂”，最終憑借劉啟胞弟、梁王劉武的全力阻擊，太尉周亞夫、大將軍竇嬰率三十六將軍以奇兵斷絕叛軍糧道，歷時三個月得以平定。但它卻給后世留下發人深省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