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是革命家中的優秀詩人，難能可貴的是，她的豪邁之作絲毫也不遜色于“亙古男兒一放翁”。如果說陸游是健兒，那么她就是飛俠。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秋瑾的這首《對酒》堪稱中國近代詩歌寶庫中最為豪邁的七言絕句。許多七尺男兒縈懷雞蟲得失，甘心蠅營狗茍，對此能不汗顏？她另一首七律代表作——《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地圖》——字字句句同樣發出熱血的沸響：

萬里乘風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生于臥薪嘗膽之地，長于報仇雪恥之鄉，一身越東女子的豪邁之氣。她的詩作激情豐沛，勁氣充盈，仿佛布下了橫掃千軍的筆陣，簡直銳不可當。“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秋瑾原名閨瑾，留學日本后，她剔掉了那個柔弱的“閨”字，單名為“瑾”，號“競雄”，又別署“鑒湖女俠”。在金甌告缺的亂世，她有足夠的血性，敢與天下英雄男兒笑談生死。

十九世紀末，“女權”尚未在中國萌芽，女性面對無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運，除了逆來順受，別無解脫之方。秋瑾在《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中揭露當年訂婚一節的真實情形：“到了擇親的時光，只憑著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只要男家有錢有勢，不問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壞，學問高低，就不知不覺應了。”在同一篇文章中，秋瑾還描寫了更加不堪的結婚的情形：“到了過門的時候，用一頂紅紅綠綠的花轎，坐在里面，連氣也不能出。到了那邊，要是遇著男人雖不怎么樣，卻還安分，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著不好的，總不是說‘前生作了孽’，就是說‘運氣不好’。”

1896年5月，秋瑾出嫁，丈夫是不學無術的“富二代”王廷鈞(字子芳)。王廷鈞的父親王黻臣是曾國藩的表弟，在曾府當過多年賬房先生。曾國藩攻破南京后，其弟曾國荃征用十余只大船，運送金銀珠寶奇器珍玩回湘鄉老家。王黻臣將賬目管得泉水樣清明，既是親戚，又屬功臣，自然得到豐厚的打賞。一夜之間，王黻臣發了橫財，于是求田問舍，安居樂業，先后在湘潭、株洲、漢口等地開了數家當鋪與錢莊。

“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賞”，秋瑾的詩句不幸而言中。王廷鈞蒲柳弱質，身子骨纖瘦，全無男子漢的雄風和陽剛之氣。嫖賭逍遙，他無所不能;詩詞歌賦，卻一竅不通。他性格怯懦軟弱，膽小如鼠。平日，秋瑾口無遮攔，喜歡縱談歷史，橫議現實，就算在家中密室，他聽了，也會趕緊關窗，生怕奴婢舉報，招惹殺身之禍。兩人的志趣和性情猶如圓枘方鑿，根本合不上卯榫。

秋瑾在湘鄉和湘潭苦度時日，生下一兒(王沅德)一女(王燦芝)。盡管王家生活優裕，但她與王廷鈞同床異夢，內心苦悶之極，毫無樂趣可言。王廷鈞流連秦樓楚館，攀折倡條冶葉，秋瑾視之行若狗彘，夫妻關系降至冰點。

曾有人認為，秋瑾與王廷鈞結婚，猶如天鵝與烏鴉聯姻，自始就注定為一場悲劇。秋瑾有一顆敏感的詩心，又極具反叛意識，在那個禁錮森嚴的年代，她的心靈創痛肯定百倍于常人。后來，她奮力沖破重重阻礙，毅然東渡扶桑，又奮不顧身地參加種族革命(徐自華曾戲稱秋瑾是明末崇禎皇帝的長公主轉世)，真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秋瑾的詩詞中，壯句觸目皆是，比如“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又比如“骯臟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隊里，時聞杰出……弓鞋三寸，太無為，宜改革”。切身的痛苦不斷地提醒她，在綱常名教之內，閨閣女子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若不奮力沖決天羅地網，幸福人生所必備的各項權利就注定會被剝奪殆盡。這就不奇怪了，秋瑾目空一世，傲岸不羈，絕然不肯置身庸脂俗粉的隊列。徐自華稱贊她“英爽倜儻”，其“意氣自雄”既是積健而成，亦屬天性所致。盡管秋瑾有數幀照片流傳于后世，二十世紀初她給人的印象究竟如何？卻仍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所幸秋瑾的東瀛好友服部繁子寫過一篇《回憶秋瑾女士》，她筆端的素描比吳芝瑛和徐氏姐妹的速寫更為細致：“……事情很令人意外，出現在我面前的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都很難斷定：苗條的身子稍向前彎，濃濃的黑發散亂地披在肩頭;藍色的鴨舌帽歪戴著，蓋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著很不合身的半新半舊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過長……肥大的褲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頸口系著一條綠色的領帶;臉色白里泛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秋瑾有易裝癖，這一點在其同時代人的筆記中屢屢被提及，服部繁子的文章即是可信的寫照。

1903年春，王廷鈞狂拋大堆白銀，終于如愿以償，捐得戶部主事一職，秋瑾也隨之來到北京。據徐蘊華《爐邊瑣憶》記敘，某天，王廷鈞欲在家中宴客，已囑咐秋瑾治炊。臨到傍晚，他卻改變主意，與人逛窯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備齊酒菜，久等不見王廷鈞帶客人回家，悶得無趣，便身著男裝，偕小廝前往戲園看戲。此事被王廷鈞知道后，他二話不說就動手打了秋瑾。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門外，在泰順客棧落腳。事情越鬧越僵，王廷鈞原本是三招就軟的懦夫，又或許后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總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大哥秋譽章的信中說：“后妹出居泰順棧，則又使其仆婦甘辭誘回。”所謂“甘辭”就是甜言蜜語，估計說了幾馬車，秋瑾才回心轉意。不過，要說王廷鈞斗膽動手，這多少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他弱不禁風，手無縛雞之力，為人又膽小如鼠，一時氣急敗壞，罵上幾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膽嗎？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秋瑾從小跟表兄單老四學武，身手矯健敏捷，在徐自華筆下，秋瑾手持倭刀(東洋刀)，“盤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劍斫地之氣概”，何況她性烈如火，又豈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學日本。行前，王廷鈞的抵觸情緒很大，想法卻十分天真，他自以為扣下妻子的珠帽與珠花，封鎖其川資，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為遠赴東瀛早已做好第二手準備(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記，他們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約分家產，各自為謀”，秋瑾“得萬金，所托非人，盡耗其資”，然后她才變賣首飾，東渡日本)。

當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鈞，而是內心素所欽慕的對象(吳芝瑛嫁給德才兼備的廉泉即是范例)，兩人情投意合，靈犀相通，她又何嘗不能舉案齊眉。她還會棄家遠游，流血革命嗎？應該說，這種可能性將大打折扣。在風云激蕩的中國近代史上，似“光漢子”徐錫麟那樣“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的沸血男兒的確層出不窮，但為民族革命喋血刑場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內心若無大悲苦，她是很難走出這一步的。由此可以斷定，了無情趣的婚姻生活成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劑，促使鑒湖女俠秋瑾奮力掙脫家庭的羈絆，去選擇劍與火的革命生涯。偉大目標的達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對個人現狀的深度不滿，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輪到鑒湖女俠秋瑾，則一變而為“詩家不幸國家幸”，真令人感慨萬端。

1907年6月，秋瑾為光復軍策劃浙江起義，急需軍餉，于是她化裝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華姐妹相商。徐自華與徐蘊華均是同盟會員(由秋瑾介紹加入)，深感責無旁貸，當即傾盡奩中首飾(約值黃金三十兩)相助。為了報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贈了一雙翠釧，她說：“事之成敗未可知，姑留此以為紀念。”臨行之際，秋瑾又囑托徐自華、徐蘊華姐妹：她若遇害，請好友將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黨人王金發送來的情報，她有足夠的時間避走他鄉，但她選擇了留在大通學堂。此前，她乍聞徐錫麟慘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揮寫了“痛同胞之酣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的聯句，現在，她更是堅信“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紹興知府貴福下令殺害。臨刑前，秋瑾向監斬官——山陰縣令李鐘岳提出三項要求：準其家書訣別;臨刑不脫衣;不以首級示眾。李鐘岳準其后兩條，因此秋瑾未能給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跡的遺書。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處最情癡。

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詩二首，這是其中之一。時隔一個多世紀，我們讀這首詩，讀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無疑問，她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張園安塏第，由女界領袖唐群英、林宗素、吳木蘭等人牽頭，舉行秋瑾烈士追悼大會。林宗素介紹了秋瑾的生平事跡，特別指出“秋瑾非為個人而死，非為女界而死，實為我男女四萬萬人共有之國家而死”，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高，但與會者都覺得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