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的無奈誰人懂 千古明帝和暴君只在一念之間

楊廣真的是一位暴君么？從種種史料來看，楊廣以上為就急功冒進，無論做什么事都很急。他為什么這么急呢？

眾所周知，隋朝末年，門閥橫行。這些世家明面上是楊廣的助力，但他們給楊廣的壓力更大，他需要證明自己是個好皇帝，所以他選擇了開運河征高麗。這樣的目的是將全國的力量都集中在這些地方，以有利于大量消耗這些門閥的有生力量，如果當時東征成功，他一定會挾大勝之余威處理掉那些世家門閥。然而事與愿違，歷史是留給勝利者書寫的。下面就讓小編帶大家看看關系到隋朝命脈的楊廣東征是如何失敗的吧。

隋煬帝楊廣(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華陰人(今陜西華陰)，隋文帝楊堅與文獻皇后獨孤伽羅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興，開皇元年(581年)立為晉王，開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為太子，仁壽四年(604年)七月繼位。在位期間開創科舉制度，修隋朝大運河，營建東都、遷都洛陽，對后世頗有影響，然而頻繁的發動戰爭，如親征吐谷渾，三征高句麗，加之濫用民力，致使民變頻起。造成天下大亂，直接導致了隋朝的覆亡。大業十四年(618年)，驍果軍在江都發動兵變，楊廣被叛軍縊殺。

一般而言，皇帝御駕親征，理應具有攻則必勝、戰則必克的戰斗力。吊詭的是，應該發生的事情從未發生。隋煬帝三征高麗，不僅損兵折將，而且終因窮兵黷武引發內亂，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東征高麗，卻坐困于“東瀛小夷”，不得已班師而還。諷刺的是，庸碌無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麗，而李治，恰恰沒有御駕親征。英明之君，親征而敗;庸碌之主，放權反勝。這里面藏著什么玄機？

公元611年，隋煬帝以高麗王“藩禮破闕”，決定備兵討之，化“蠻夷之鄉”為“冠帶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結，這時，隋煬帝問后來官至太史令的庾質對戰局的看法。庾質說戰之必勝，但是只有一條，皇帝不能親征。隋煬帝聞之不悅，悻悻地說，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決意親征。

庾質擔心的事情，果然馬上就發生了。大軍進渡遼水，圍遼東城。隋煬帝臨戰下了兩道詔書，一曰“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庸專擅”，相當于奪了將軍的兵權，違背了“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統兵原則;一曰“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這是擺高姿態，我王者之師，吊民伐罪，非為殺戮。

兩道詔書鑄就了高麗人的護身符：隋軍如攻城甚急，高麗人就宣稱投降，諸將便不再進攻，先馳奏煬帝，等詔令傳來，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備，再度抵御隋軍進攻。如此循環往復，隋軍無論如何攻不下遼東城，隋煬帝始終不悟。結果，最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眾，班師回朝時只剩下二千七百人，損失慘重。

隋煬帝敗在他的過度干預，他把自己的觸角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將軍們噤若寒蟬、動輒請示，不能隨機應變、便宜從事，又怎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隋煬帝把自己的干預視為勝利的關鍵，實際上卻是失敗的淵藪。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軍親征高麗，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軍在安市這個地方受阻，一時無法前行。這時有高麗俘虜進諫說，安市人顧惜其家，未易猝拔，烏骨城守將垂老，不能堅守，不如移兵進攻烏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風投誠，然后收其錢糧，鼓行而前，直指平壤。這本是曲線救國的一招妙計，諸將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將從之，長孫無忌獨曰，“天子親征，異于諸將，不可乘危僥幸。”您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這樣令人不齒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說教，唐太宗遂放棄曲線救國，并力攻城。結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糧食將盡，而早寒、草枯水凍，將士多不適應，于是不得已鎩羽而歸。唐太宗敗在他的道德潔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應該有天子氣度、皇家風范，然而，“兵者，詭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軒昂？陰謀詭計是沒有道德屬性的，所以馬基雅維利才比喻說，君王應該兼具獅子的兇殘和狐貍的狡詐。

在隋煬帝首次東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東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宮、遙定高麗。當時唐高宗“欲自將大軍”，皇后武則天不同意親征高麗，唐高宗遂罷親征。

御駕親征是否一定導致失敗？從史料來看，這樣的例子的確很多。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寫道，“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啟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洛，則不被擒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于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結論，“天子討而不伐”。

當然，御駕親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敗的例子僅僅像顯影機制一樣，呈現出御駕親征的某些弊病。對領導者而言，如果給下級干預太多，甚至大包大攬，權力向上面集中，責任向下面分散，下級就會跟隋煬帝手下的將軍一樣，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結果反而沒有效率。“討而不伐”是一種胸襟，更是一種智慧。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誰知有時候，親為反而無為，無為反而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