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劉備所屬上庸守將孟達絕劉降曹，致使東三郡為曹魏所占，孟達以新城太守之職坐鎮(zhèn)曹魏西南邊陲數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達欲叛魏歸蜀，于次年初為司馬懿所破。加之此前孟達曾背劉璋而歸劉備，因此在史書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后人多認定其最終敗亡實屬咎由自取。

筆者以為，所謂孟達“反覆”并非僅僅出于孟達自身原因，背劉璋而歸劉備乃順應大局的明智之舉，無可厚非;而絕劉降曹與叛魏歸蜀均是被迫而為之，有著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孟達敗亡實為劉蜀政權內部集團斗爭的犧牲品。

孟達降曹前劉備政權內部集團斗爭

關于孟達降魏，《三國志·劉封傳》有詳細記載：“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fā)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司馬光《資治通鑒》對于此事的記載稍有不同：“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xié);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余家來降。”

可見，雖然說法略有不同，但在史家看來，孟達降魏的原因主要是劉封“侵陵”，而不救關羽亦是原因之一。以上說法看似符合常理，實則皆為表面現象。孟達降魏真實原因應是劉備集團內部荊州與東州兩大政治集團斗爭的結果。

孟達，扶風人，其父孟他做過東漢涼州刺史，孟達于建安初與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劉璋，一直無法得到重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鐘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根據《三國志·劉封傳》的記載，孟達也于此時投靠劉備：“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眾，留屯江陵……蜀平后，以達為宜都太守”。宜都地處荊、益二州之要沖，為兵家重鎮(zhèn)。關于漢魏之際宜都太守一職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史料中窺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孫權奪取荊州后，命陸遜“領宜都太守”;劉備伐吳，遇到詐死東歸的前將軍關羽主簿廖化，“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孟達剛剛投靠劉備不久，就被任命管轄宜都這一接連荊、益二州的軍事要地，可見此時劉備對孟達是相當器重的。

在劉備占領益州之后，其統(tǒng)治集團內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隨他的心腹舊部外，主要存在三個政治派別，即隨其入益州的荊州集團、益州舊有的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荊州集團以諸葛亮為首，主要包括劉備在荊州時加入其麾下的荊州人士，如馬良、蔣琬等;東州集團以法正、李嚴為首，擁有較強的軍事力量，是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維持統(tǒng)治的政治基礎和軍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團則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構成，以黃權為代表。早在劉焉父子統(tǒng)治時期，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矛盾就已經激化。

《三國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由于益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中原地區(qū)，甚至荊州、江東地區(qū)相比，均相對落后，未能形成統(tǒng)一的強勢地主集團，政治上處于不利形勢;在軍事上，益州集團也無法與東州集團相抗衡，一直居于劣勢地位。

劉備取益州，東州集團主要人物先后歸附劉備，對劉備攻占益州幫助極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劉備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劉備“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tǒng)都畿，內為謀主”，對其信任程度甚至超過了諸葛亮。

夷陵之戰(zhàn)劉備戰(zhàn)敗后，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便是最好的說明。法正之外，東州集團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劉備的重用，孟達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鎮(zhèn)守荊、益要沖，李嚴“為犍為太守、興業(yè)將軍”，東州集團另一重要成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并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名義上甚至可以同諸葛亮平起平坐。

東州集團的地位驟然提升，嚴重威脅到了荊州集團在劉備政權內部的主導地位，雙方矛盾開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從諸葛亮的這番話里不僅可以看出其對法正的行為雖有不滿但卻無可奈何，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荊州集團對待東州集團的態(tài)度。

然而，荊州集團不可能放任東州集團獨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機會以削弱東州集團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達攻房陵，正給了荊州集團這樣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