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都之危 宋太祖趙匡胤提出遷都絕非一時心血來潮
大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西巡洛陽。洛陽夾馬營是太祖出生之地(時為后唐禁軍兵營)，也是他度過童年時光的地方(民間一說其十二歲出游，另一說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數十年戎馬，一直難有機會故地重游。
此時大宋已經統(tǒng)一了中原以至整個南方，實現(xiàn)了自晚唐以來二百多年間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統(tǒng)的局面。盡管北方仍有強鄰，但開國十六年來，大宋國力日強、國運大盛，所以，在隨行的文武群臣們看來，此次圣駕西幸應該是一次充滿溫情的懷舊之旅。傳說太祖回到夾馬營舊居參觀時，欣喜懷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還從某處土坷里挖出了幼時埋藏的玩具石馬，愛不釋手地帶在了身邊。
然而，此次西巡卻并非都是終日宴飲、君臣共歡。太祖突然提出了遷都洛陽，令群臣大為驚駭，而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也讓太祖滿心不悅，索性在洛陽一住兩個月，拒絕東返開封，甚至提出一遷洛陽，再遷長安。如此僵持的兩個月對群臣無疑是一種折磨，洛陽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過。最后，終于由太祖的弟弟趙光義勸動了太祖，雖然還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間總算肯起駕回京了。五個月后，開創(chuàng)了大宋江山的一代圣主在開封的皇宮中猝然亡故。
這就是宋初的所謂“遷都之議”。如果是不太熟悉宋朝歷史的人，初聽這個故事，也許會得到以下一些印象：一，宋太祖和封建時代的大多數皇帝一樣，想起一出是一出，明顯帶有孩子氣，很不好伺候;二，這個皇帝又算是很講民主的，賭氣歸賭氣，最終還是能聽從臣僚的反對意見，放棄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作為皇帝，這已經殊為不易;三，沒能遷都洛陽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階段里一個比較重大的遺憾。
比較而言，宋太祖確實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時也確實有難伺候的一面。不過，研究和關注宋史的人普遍認同趙匡胤提出遷都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他的這一想法未能付諸實施，是整個國家的重大遺憾。如果當時真的將國都遷至洛陽，或許兩宋綿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邊患并兩次亡于外族的悲劇命運就可以避免。
從地形來看，洛陽坐擁山川之險，“河山拱戴，形勢甲于天下”，而開封地處黃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無險可守的四戰(zhàn)之地。如果僅從這種自然條件上比較，洛陽和開封作為國都的優(yōu)劣是顯而易見的，滿朝文武一致反對遷都，當然會有這之外的其他原因。
開封在戰(zhàn)國時曾為魏都，當時叫大梁，后又改稱汴州。隋朝開通的運河經汴梁入江淮，使這里成為了鎖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鎮(zhèn)割據，戰(zhàn)亂頻仍，經濟中心移至南方地區(qū)，汴梁則成為南糧北運的必經之地。五代時期，汴梁先后為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四國之都，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到周世宗柴榮時，汴梁已經擁有三重城墻，城高池深，城內建筑規(guī)整，道路寬闊，商業(yè)繁榮，已頗具帝都風范。再經過趙宋王朝十幾年經營，汴梁城“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荊湖之運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時提出遷都，確實有動搖國家根本的感覺。何況此時的洛陽(包括長安)由于自唐朝后期開始的連年戰(zhàn)亂，城市破壞嚴重，經濟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經失去了作為國都的條件。而事實上，長安自唐后、洛陽自后晉石敬瑭遷都開封，都再也沒有成為過任何王朝的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