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隋朝迅速滅亡以后，給予新興的唐朝以深刻的啟示與影響。唐太宗登基以后，深深地悟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注1：《貞觀政要》卷四)“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注2：《貞觀政要》卷一)的深奧道理，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政策，緩和階級矛盾，刺激生產，農民的地位得到改善，社會生產發(fā)展迅猛，人民生活安定，經濟繁榮，人口日益增多，擊出了歷史上所謂“貞觀之治”。對外擊敗突厥，并擴大唐帝國對鄰國之間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使唐朝成為兩漢以后的最大朝代，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盛唐，是我國封建文化發(fā)展的巔峰時期，涌現(xiàn)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及千古流芳的作品不可勝數(shù)。

音樂事業(yè)的發(fā)展如同其他領域一樣迅速而猛烈。具體說這一時期在發(fā)展民族民間音樂(民歌、說唱音樂、歌舞、戲曲等)、宮廷音樂、音樂教育機構的建立、燕樂藝人的創(chuàng)造與貢獻(聲樂、器樂、歌舞、散樂、作曲等方面)、樂器的制作、樂曲形式的改革、音樂理論及音樂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遙遙地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頭。唐首都長安已成為音樂中心的“維也納”之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音樂藝術的高度發(fā)達與興盛的原因，對于這位達四十四年之久的皇帝唐玄宗來說有著直接關系。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家。他“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注3：《舊唐書·卷八》)“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歷象文學”。(注4：《新唐書·本紀第五》)他對音樂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唐玄宗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樂譜。”(注5：《舊唐書·卷二十八》)他不但十分重視民間音樂的發(fā)展，而且又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其他新的因素，融合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也非常可觀，《羯鼓錄》甚至把九十二首竭鼓曲的創(chuàng)作權，全歸他所有。唐玄宗的不少音樂作品至今還回響在中外音樂舞臺上。

唐玄宗是一位演奏家。“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注6：唐南卓《羯鼓錄》)他通曉樂理，藝才超人，凡屬樂器，他都可以奏出非常美妙的聲音。他對樂器的愛好簡直如影隨形，甚至“座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上下尋之，非不安也。”(注7：唐楊臣源撰《吹笛記》)在朝臣奏議軍國大事之際，他身居殿中竟然心不在焉，用手指摸著龍袍內的玉笛孔來尋樂思，這位“皇帝”真不愧為“樂迷”了。

唐玄宗是一位音樂教育家。唐代的音樂教育機構建設是全面的，各機構的專業(yè)分類是明細的。“大樂署”是太常寺下屬的音樂機構，內有若干的樂師執(zhí)教，主要擔任樂工、樂伎的訓練和考試，也兼管對樂師的考核。樂工、樂伎、樂師根據(jù)學與教的專業(yè)年限不同、對于考試的內容、程度、及次數(shù)具體指定。據(jù)《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及《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說，考中的提職加薪，落榜的調離改學其他或除名。可見“大樂署”的教學活動組織是嚴密的，教學內容也是豐富的，對人員的業(yè)務水平要求更是嚴格的。這說明當權者對于音樂有一個高標準的要求和一個非常重視的態(tài)度。

“鼓吹署”也是太常寺下屬之一。顧名思義，鼓吹署即管理鼓吹樂的單位，主管用在儀仗活動與宮廷禮儀活動中的鼓吹樂，兼管百戲(古代對諸種戲、樂舞的總稱)，因此，“鼓吹署”屬于音樂的行政管理機構。

“教坊”一般指管理教習音樂，領導教習人員的機構。更準確地說，它是指唐至清之間，傳習、管理宮廷所用俗樂的機構。“教坊”的教學任務非常繁重，教學內容也非常豐富。歌、舞、樂器(琵琶、三弦、箜篌、箏等多種樂器)及“散樂”(南北朝至宋散樂意同有戲，泛指雜技，幻術、武術、民間歌舞雜樂、雜戲等)皆有。學生的來源廣泛，有貧家民女，也有富家子弟。他(她)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進行業(yè)務考核，根據(jù)成績優(yōu)劣進行等級分類。女藝人不但要藝技高超，而且還要面貌出眾，方可進入“宜春院”(被選中入宮，給皇帝表演，屬于頭等樂伎，亦稱“內人”)。他們在重大的禮儀活動中同眾多的一般“官人”(教坊中的一般樂伎)與“@彈家”(可以彈奏或表演簡單節(jié)目的女藝人)進行聯(lián)合演出，但擔任主要角色的還是那些“內人”。

可見，“教坊”不單是一個傳習音樂與舞蹈技術的場所，也擔任著重要的演出任務。使樂員所學習的技能付諸實踐，這種理論聯(lián)系實際，多專業(yè)、多層次、有組織、有領導的綜合性音樂教育機構，在我國古代音樂教育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梨園”有內廷梨園與宮外梨園兩種都是培養(yǎng)選拔音樂人才的教育機構。內廷梨園是唐玄宗親自執(zhí)教的地點，主要教學內容是對梨園藝人(亦稱“皇帝梨園弟子”傳習法曲。據(jù)《新唐書·禮樂志》所說：“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shù)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苑。”(注8：《中國音樂辭典》222頁)梨園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較高水平的音樂家，如李龜年、雷海青、黃旛綽、永新(女)等皆為梨園藝人。這些人成為全國音樂界的精華，為唐代音樂的高度興盛及其音樂分工化的發(fā)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唐玄宗從發(fā)展的觀點出發(fā)，為更進一步提高樂工、樂伎的音樂素養(yǎng)與技藝，使樂才源源不斷，他還在梨園法部專設了一個音樂“少幼班”——小部者。“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注9：《太真外傳》)為唐代音樂藝術的穩(wěn)步發(fā)展提供了必備的人才基礎。這種對于兒童進行早期的啟蒙性的音樂教育嘗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見的。

以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歷史，我們應該肯定統(tǒng)治階級或統(tǒng)治者個人對于藝術發(fā)展的有益影響與貢獻。同時也要看到類似唐玄宗及其統(tǒng)治階級在音樂生活中暴露出的殘暴的階級本性和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從《國史林》、《唐語林》等眾多的史載中看到唐玄宗對待樂工似奴隸，作為一個會發(fā)音的工具使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逐令曳出，立杖殺之。”因此在唐玄宗的手下還有無數(shù)的“卑賤者”——命運悲慘的樂工、樂伎和散樂藝人，是他們和唐玄宗一們，共同寫下了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的最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