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歸去來兮辭》，令人們對陶淵明不滿官場黑暗的毅然辭去而拍案叫絕，之后寫出的名篇《桃花源記》，更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所向往的精神家園。

陶淵明留存后世的作品很多，唯這兩篇的影響最大。誠然，要不是那天聽說上級有人來檢查工作這件事，斷然出不了這傳世之作。

綜觀陶淵明的一生，其實他還是個喜歡官場的主兒，先后換了五個崗位，職務也不算低，何以在接到上級來檢查工作的通知時突然棄職呢？

一直以來，陶淵明很看中自己的出身，標榜陶家是唐堯的后代。事實上，他的祖父陶侃是個少數(shù)民族，祖上潯陽陶家跟唐堯尤其陶叔、陶舍、陶青等不可能有血緣關系，不是一個氏族派生下來的。這次下來檢查工作的督郵王凝之是正宗的貴族之后，其家族助晉室南渡建立東晉于江南建康(今南京)，與陳郡謝家同為東晉著名家族，父親王羲之是副省級干部，督郵相當于現(xiàn)在的市長助理。生性張揚的王凝之固然也不是好伺候的主兒，他舉止粗魯，經(jīng)常口出狂言，當然看不起彭澤小縣令。陶淵明不會想不到，惹不起，躲得起。但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下級是永遠躲不過上級的。但腿長在我身上，掛印走人，讓你這輩子沒法在我陶某人面前顯擺。

陶淵明后來雖然紙上說，我堂堂縣令還要侍候鄉(xiāng)里小人。可內(nèi)心深處那根筋，表明的不僅僅是清高，而是要表明自己的世族身份感，看不起督郵。這說明，他的門閥心態(tài)很重。

拿陶淵明自己的話說，當官是為了養(yǎng)家餬口，辭官是自己不滿官場黑暗。事實并非他說的，從有史可查的履歷看，他一直想當官，只是不諳做官之道，官越做越小，從江州祭酒到桓玄、劉裕、劉敬宣手下的參軍，再到主政一方的縣太爺，每次都是主動出仕又主動辭職，一次次炒老板的魷魚，還認為老板不好。其實，他哪里想歸隱，好不容易走后門弄來的縣官，屁股沒坐熱，就有小人來煩，他才不甘心為小人服務呢。既然認為督郵是小人，那么他出身高貴的大人為何要與小人一般計較呢？說白了，還是陶淵明底氣不足，談官沒人家大，談家族沒人家顯貴。正是這種自卑的心理，使得他想象中不能在王督郵面前挺直腰桿，逃而避之是最佳選擇。前四次是辭職，辭職是要履行交接手續(xù)的。這次不是，大印往桌上一放，腳底像抹了油，棄而溜之。

還有一個原因。文人有些學問，讀的書多，對歷史了解得太多。不像那些表面斯文、舉止儒雅的政客，打擊對手、排除異己殺起人來眼都不眨，而且六親不認。

文人呢，要么一走了之，要么任人宰割。還常常死要臉，即便生活陷入絕境，也不太愿意向別人乞討，腦子里總是一根經(jīng)，喜歡的事情往往會一意孤行。陶淵明也一樣，義熙四年(公元四○八年)一場意外火災，把房屋燒成一坯焦土，使他的生活陷入赤貧、窘迫的境地。于是，他企圖借“天命”和喝酒來詮釋自己的悲劇人生。景平元年(四二三年)，老友顏延之經(jīng)過潯陽，臨走留下兩萬錢，他沒有將這些錢補貼家計，全部存在酒家，供自己飲酒。作為男人、丈夫和父親，他做得極不負責任。正所謂，借酒澆愁愁更愁。《桃花源記》等名篇的創(chuàng)作，正是在這種借酒稀釋內(nèi)心痛苦、渲瀉懷才不遇的心境下寫成的。

如此看來，陶淵明棄官歸隱的舉動，就不是正常行為了。當然，這些事跟他留下的文學遺產(chǎn)比，絲毫不影響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摘自香港《大公報》文/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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