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倪萍獲頒“共和國脊梁獎”(據說是個山寨獎項)，引發很多新聞，有不少人感慨誰才是真正的脊梁，誰才有資格評定脊梁。在中國的德治傳統之下，脊梁無非形容道德完美，于是脊梁爭議實際可以轉化為一個悖論：以道德為依歸的脊梁評議，往往會墮為危險的不道德和偽道德。

中國古代選拔官員，從最早的德才兼備高標逐漸回歸務實，頗能說明問題。傳統選舉制度，大而言之，無非三類：一是地方推薦，二是朝廷征召，三是科舉考試。地方推薦，即“鄉舉里選”，這是從漢朝興起的。某人如果在家鄉卓有聲譽，地方官員就可以把他推薦到中央政府;朝廷征召，就是政府因于某時段對人才有特殊的要求，便專門下詔征求;后世熟知的科考則以唐代為發端，這是一種自由競選的辦法。

選舉制度為什么會從鄉舉里選過渡到主要由科考成績來決定？實為形勢所逼。一望即知，鄉舉里選中的地方官員自由裁量權過大，推薦甲而非乙，往往決定于官員一己之私心，而且因為沒有固定的、可操作性強的硬性標準，特別是在道德評判中更容易弄虛作假。鄉舉里選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賢良文學、秀才等，當時即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所謂“秀廉”，這是專門為道德模范準備的晉升之路，可是中選者往往是與父親分家的不孝之子，按照傳統倫理，實乃忤逆。舉孝廉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笑話。

因為缺乏可靠的民意監督機制，壟斷權力操控出來的道德模范注定是靠不住的。可惜歷代帝王們，因為各自藏著培育順民、供我驅馳的小九九，企圖通過大樹道德模范而誘民入彀，其結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清朝的雍正皇帝雖然因為奪嫡疑云而難免民間議論，而且酷嗜對大臣使用特務手段，但卻偏偏喜歡高談道德。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熱衷的一件事就是獎勵拾金不昧。據雍正朝的《實錄》記載，1727年(雍正五年)，一個鋤草的滿人在送錢糧的途中，發現車內有別人遺落的元寶一個，便呈報了有關官員。雍正得報大喜，一個卑微的夫役不貪撿到的財寶，精神實在可嘉，真乃國之脊梁啊，那個元寶就獎給他吧，并命于八旗中宣傳此事。這是雍正朝報告拾金不昧事跡并且得到皇帝嘉獎的先河。

第二年，那個被二月河小說寫出了名的河南總督田文鏡上奏皇帝，說是他治下的河南一農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撿到了170兩銀子不僅如數交還，而且不受失主報酬。雍正這回出手更大方，既給農民賞銀，還賜了個七品頂戴，并傳旨要求官紳士民各界學習效仿。僅僅一個月，田大人報告在他的轄區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龍顏大悅……好家伙，從此各省呈報路不拾遺先進事跡的奏折聯翩而至，“道德衛星”比賽式地一個接著一個放了出來。“好人”也不再局限于底層夫役，而遍布各行各業各種類型“好事”也愈變愈奇……

終雍正一朝，此類道德衛星就沒有停放過。乾隆繼位，卻遠不像他老子對“道德衛星”如此癡迷了，他規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員可以酌量獎勵，但不準向上司申報，總督巡撫等高官也不得借這一類事情上奏。原來，就在雍正大張旗鼓地褒獎“好人好事”時，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作弊現象：既然上交“遺金”既可博得官職和好名聲，還能得到比“遺金”更多的物質獎勵，何樂而不為？而且天知道這上交的“遺金”的真正的主人是誰呢？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獎“好人好事”時，對可能出現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實照我看，素來精明過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其盤算。

爭放“道德衛星”事件中存在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察。雍正為什么對“道德衛星”如此熱衷，又為什么對可能出現的作弊眼開眼閉？路不拾遺向來被視為民風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標志，本朝此類佳話層出不窮，不正好證明雍正天縱圣明？而對官員來說，既然圣上好這口兒，我們何妨多多益善，拍拍馬屁讓他高興高興呢？同時還可以借此表示自己對老百姓教導有方，也算政績一種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者，排除其中的道德君子，相當一部分是沖著政府嘉獎的實惠而來的。

底層人民中間原本具有拾金不昧之類美好傳統，那是老百姓淳樸的自發行為，他們根本沒有指望得到什么回報，這是真正的善行。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種利益考量要對此進行誘導時，整個事情就發生了質的變化。雍正王朝有計劃有組織地對拾金不昧者給予名利實惠，不僅起到了誘使定力不夠的人做假騙取各種利益的作用，而且在那些淳樸的人看來，這也是對自己善行的一種污辱，為了避免被別人認為是欺世盜名，下一次他們碰到路上的“遺金”，只怕要考慮應不應該拾起它并上交官府了。看似褒獎君子和善行，實質卻敗壞了民風，這個結果似在意外實在意中。

“道德衛星”損害道德，最終可能導致一個社會在道德高標喊得震天響的表象之下，其實際水準的空前倒退。其中教訓不可謂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