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末路 和珅為何選擇正月十八自殺身亡？

和珅，字致齋，自號嘉樂堂、十笏園、綠野亭主人，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和珅初為官時，精明強干，為官清廉，通過李侍堯案鞏固自己的地位。乾隆皇帝對其寵信有加，并將幼女十公主嫁給和珅長子豐紳殷德，使和珅不僅大權(quán)在握，而且成為皇親國戚。隨著權(quán)力的成長，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脹，利用職務之便，結(jié)黨營私，聚斂錢財，打擊政敵。此外，和珅還親自經(jīng)營工商業(yè)，開設當鋪七十五間，設大小銀號三百多間，且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十三行有商業(yè)往來。

和珅曾擔任和兼任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眾多關鍵要職，封一等忠襄公和文華殿大學士，其職務主要包括內(nèi)閣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刑部尚書、理藩院尚書，還兼任內(nèi)務府總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步軍統(tǒng)領等數(shù)十個重要職務。和珅一生所聚斂的財富，約值八億兩至十一億兩白銀，所擁有的黃金和白銀加上其他古玩、珍寶，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即公元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駕崩，嘉慶皇帝任命和珅與睿親王等一起總理國喪大事。正月初四，嘉慶發(fā)出上諭：譴責在四川前線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死黨福長安的軍機處大臣職務。嘉慶命和珅與福長安晝夜守靈，不得擅離，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lián)系。正月初五，給事中王念孫等官員上疏，彈劾和珅弄權(quán)舞弊，犯下大罪。初八日，嘉慶宣布將和珅革職，逮捕入獄，并下旨抄家，抄得白銀八億兩。乾隆年間清廷每年的稅收，不過七千萬兩。和珅所匿藏的財產(chǎn)相等于當時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時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嘉慶命各直省和在京大員，就和珅事向朝廷表態(tài)。直隸總督胡季堂首先表態(tài)，他在奏折中指責和珅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放蕩，真是一個無恥小人，請求將其“凌遲處死”。嘉慶立即批示，在京三品以上官員討論這個意見，若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自行向皇帝上奏。實際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見定下基調(diào)，并通報各省督、撫，要他們都表明態(tài)度。

正月初九，嘉慶在公布先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將和珅、福長安的職務革除，下刑部大獄。命儀親王、成親王等負責查抄和珅家產(chǎn)，并會同審訊。正月初十，嘉慶御批“實力查辦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

正月十五元宵佳節(jié)，萬家團圓之際，邢部大牢里的和珅更加哀愁和凄涼。他知道死期已至。對自己慘淡經(jīng)營一生，家業(yè)富可敵國，到頭來落得個如此悲慘下場，不禁萬分慨嘆。這一次自己鋃鐺入獄，身陷囹圄，嘗盡了凄涼、冷清、饑餓、刑罰、痛苦等苦辣滋味。特別是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節(jié)，和珅自然而然想到往年家中過元宵節(jié)歡歡喜喜，自己在眾人侍奉下悠然自得、盡情享樂的情景，而今日卻是如此的凄慘，如此的悲涼，不禁提筆作了題名為《上元夜獄中對月兩首》詩：

其一：夜色明如許，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室暗難挨曉，墻高不見春。星辰環(huán)冷月，縲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余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

其二：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憐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與更俱永，恩隨節(jié)共新。圣明幽隱燭，縲紲有孤臣。

這無疑是和珅在最后的一個元宵節(jié)之夜留下的兩首詩。從這兩首詩中不難看出，此時的和珅已經(jīng)預感到自己的余生時間不會太長了，末日即將來臨，傷感前事，發(fā)出幾聲悲鳴。但是，他至死執(zhí)迷不悟，覺得自己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可能是“懷才誤此身”，表現(xiàn)出一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無奈和悲哀心情。

正月十八，嘉慶皇帝宣布了和珅二十條大罪。在有清一朝，一個官員犯下二十條罪狀，應該滿門抄家問斬的。但是，為什么嘉慶沒有這么做呢？這可能是和珅沾了兒媳婦固倫和孝公主的光了。她不僅是乾隆的女兒，還是嘉慶的妹妹。當時，嘉慶主持廷議，要凌遲處死和珅，劉墉等大臣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應改賜和珅獄中自盡。于是，嘉慶發(fā)布圣諭，對和珅“加恩賜令自盡”。

就這樣，在這一年的農(nóng)歷八月十八，也就是元宵節(jié)后的第三天，和珅用一條白綾了結(jié)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懸梁自盡之前，他口占一訣，為后世留下了一首絕命詩：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日水泛含龍日，留取香煙是后身。

此時，和珅在獄中自殺身亡距乾隆駕崩僅僅過去十五天，而距和珅下獄才只有十天的時間。那么，嘉慶為什么在這么短的時間匆忙賜死和珅呢？

其實，嘉慶的決定并不是倉促行事，而是等待了三年之久的“韜晦”之策。正如嘉慶所言：“和珅罪之大者，蓋由事權(quán)過重”。和珅長期專擅，“弄權(quán)舞弊，僭妄多端”，嘉慶早在皇子時代便耳聞目睹。當時和珅出入宮時，伺高宗喜怒，所言必聽，雖諸皇子亦憚畏之。“內(nèi)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三年訓政期間，嘉慶對和珅的人品領教頗深，對乾隆朝中后期，國家財力耗竭，吏治衰敗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飭內(nèi)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盡早除掉和珅。

嘉慶在八月十八賜死和珅，盡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顯，就是通過賜死和珅，殺一儆百，為“肅清庶政，整飭官方”，扼制“諸務廢馳”的政治頹勢尋找契機，恢復皇權(quán)的尊嚴。嘉慶的策略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根本上講，除掉一個和珅，是無法解決封建專制統(tǒng)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