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都有三門子窮親戚，更何況從湖南山沖里走出來并逐漸在皇城根下站穩了腳跟的曾國藩！曾哥老家荷葉塘的窮親戚一大把，家人也基本待在山沖里，這些千絲萬縷的聯系讓他剪不斷，當然也沒法剪，因為剪了就是不孝。

道光二十四年，是曾國藩在官場上的上升期，他卻在家書里記述了一些自己和家鄉的小齟齬。那么，他是如何化解這些小齟齬的呢？

職場上升期應酬漸多名聲漸起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在京城的處境漸漸改善。首先是居住環境，于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搬到了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共有房屋28間，每月房租為三十串錢，曾哥很愜意地說：“極為寬敞。”

而且，曾哥在京這幾年堅持讀書提高，修身養性，功夫也慢慢顯示出來了，他在該年五月十二日的家書中交代：“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那都是些什么應酬呢？信中有羅列——

一、為人寫對聯，客戶大多來自四川和湖南，忙到了“日不暇給”的地步。幾年的練習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他敢拿著毛筆出來抖一抖了。

二、借錢的也多了。曾哥的收入雖然有改善，但也不至于多到請人幫忙花錢的程度，所以借錢的十有八九是失望而歸的。不過曾哥還是很注意態度問題，“不管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

三、各種酒席拜會客人諸事。

四、接見門生，這件事“頗費精神”。這一年，曾哥會見的最有名的門生是湖南新寧的江忠源。當時郭嵩燾在座，談笑風生一番之后，送江忠源出門，曾哥忽然對郭嵩燾說：“江同學必定立功名于天下，可惜死于節義。”當時天下還算太平，曾哥卻說出這么一番血淋淋的話來，讓人大吃一驚。可見他長期閱讀史書，讀出一些道道來了。

這時候曾國藩在湖南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書里，他承認“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在長沙城的名氣越來越響，但自己也不知道名聲是怎么提升上來的。

而當時最大的好消息是，道光皇帝要接見他。五月十二日的家書透露：在五月十日，朝廷就有諭旨，皇上從十六日開始，要接見一批身份不高的官員，酌情提拔。接見名額為每日兩名，曾國藩排在第六位，按日子推算應該是在五月十八日。曾哥高興地說，這是皇上的“勤政求才之意”。這個傳統，已經實施了十六年，道光皇帝似乎還是很重視人才選拔的，不然，他也不會提拔出林則徐。

果然，五月十八日，道光在勤政殿接見了曾國藩，君臣一番交談，道光皇帝感覺滿意，于是提拔曾國藩為翰林院教習庶吉士，還獲得出外主持考試的美差。這下好了，曾國藩有余錢支援家里人了。

曾哥，你在京城混得那么風光，你家里人知道嗎？你家鄉人知道嗎？

瑣碎鄉間事安撫家人不要得罪鄉里

曾國藩在京城蒸蒸日上，家里來了五封信，一封是曾老爸的，其他都是弟弟們的，訴說了家里一些事情。這跟曾哥在京城的風光形成了對比，它們瑣碎、繁雜，但又不得不去處理。

首先是給鄉親送手信的問題。曾哥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書中提到，家鄉有個叫西沖的地方，有四戶鄉里，因為手信送得孤寒了一點，結果惹得人家不高興，“送項太簡致生嫌隙”，嘴巴里礙于我曾國藩是京官，不好說，心里肯定是有埋怨的。曾哥想得周到，特意捎信回家，加以說明，“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讓他們知道我家也沒那么富裕，不到之處還請多多包涵。曾哥可能考慮到家里人懶得跟人解釋，于是又補充說：如果父親大人覺得沒有必要跟人“開誠布公”，那這封解釋信就扔進廢紙簍作罷了。父母大人的意思第一緊要，兒女在人際關系上不擅自做主張，這是曾哥遵循的孝道。

接下來的事情更頭疼，當地大族常家要與曾國藩的四弟結兒女親家。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不是想跟弟弟你結親家，而是想跟我結親家，想仗我的勢。

曾國藩對此的態度是什么呢？不愿意。理由是常家的子弟喜歡“作威福，衣服鮮明”，到時候結了親家，恐怕連帶“亂我家規”，尤其擔心對方子弟是癮君子，吸食鴉片。說到這里，曾國藩跳出一層，說：弟弟，你跟誰結親家，我管不著，但是為了女兒的幸福，為了門第，一定要派人打聽清楚才決定。那么，在誰那里可以得到確切的消息呢？曾國藩又指定了具體的人——“向汪三處查明”。

鄉里關系如此復雜，遠不能靠京城的風光來解決。曾哥遠在北京，可以眼不見為凈，然而，家里人畢竟生活在家鄉那塊土地上，不得不跟他們周旋，尤其是未諳世事的弟弟們。曾國藩于是擬定了一個“不必管”方針，原文如下：“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管，是一種氣魄;不管，也是一種氣魄。這番話說得很過癮、很直接、很爽快，而且操作性強。曾哥其實是替弟弟們將復雜的世界簡單化了：這是一個關系十分明了而各司其職的世界，女媧管天，大禹管水，父母管家，長兄管外，你們操哪門子心？讀書去吧。

其實，有些糾葛，如果以不管、不理的心態去對待，很多擔子就放下了，責任也就明確了。

在這個基礎上，曾哥繼續勸弟弟們將態度放簡單一點，碰到親戚宗族，盡可能“愛之敬之”，這也是儒家與鄉里相處的基本態度——“泛愛眾而親仁”，廣泛地去愛大眾，親近那些有仁德的模范。如果現在就跟人家斤斤計較，到時候真的當家理事了，整個鄉里，“豈不個個都是仇人？”你們都想做圣賢，難道有圣賢和鄉里結仇的嗎？

一番話點醒了焦躁中的弟弟們，知道人生的目標不在于與周邊環境角逐糾纏，而在于放下，這樣才有空間去提升，去發展。

警惕另一種失敗八股時文誤人終身

當然，曾國藩與弟弟們的來往書信里，重點探討的還是學業文章的問題。弟弟們把歷次小考的時文寄到北京，要哥哥批改，曾哥卻出人意外地說：我不太善于改八股文，就請曹西垣先生代改吧。曾國藩感興趣的還是弟弟們在八股文之外的詩文，要他們多學習韓愈、柳宗元、蘇軾這樣的“先輩大家之文”。

在真正的文學與應試八股文的夾縫中，曾國藩對弟弟們的成長很憂心，他認為八股時文不是什么好玩意，“此中誤人終身多矣”。為了前途，為了飯碗，沉浸其中，到時候會耽誤了真正的進修，他慶幸自己“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曾國藩對六弟說，你現在年過二十了，“不為少矣”，要是還在學習八股文，在題海中沉浮，哥哥我擔心你將來過了學習詩文的黃金時期卻仍然學業不精。

從這里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當時的考試制度是不太滿意的，至于如何解決，他沒有提出辦法，但他對兒子的培養就可見他的真實想法了。他最得意的兒子曾紀澤并沒有走科舉之路，而是去學習英文和數理化，后來成為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家。

朝廷政策不能變，但曾家的小政策可以變，而且，這種變是絕對符合歷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