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發(fā)布《求賢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發(fā)表《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進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張對于有缺點的人，不能廢棄不用，不管是卑賤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要推薦，《三國演義》沒有提及這些《求賢令》，它通過對曹操用人事跡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特點反映得很具體。

由于曹操采取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國人才甚眾，謀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階、賈翊：武將有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名將及許褚、典韋等猛將。這些謀臣、武將有不少是三國時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謀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談的杰出戰(zhàn)略家茍彧外，郭嘉也是個很了不起的謀士。他為曹操多出奇計，而每計必中。

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遺計定遼東”里，特別談及他的超人智計。袁熙、袁尚被曹操打敗后，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夏侯諄等將主張乘勝追擊，曹操笑說：“不煩諸公虎威。數(shù)日之后，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數(shù)日后，忽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

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脫，”不出奉孝所料！”眾官問其故，操遂出郭嘉遺書以示之。書略說：”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心并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這便是郭嘉的“急之則合，緩之則離”的定遼東策略。

“典韋寨門死拒敵”(第十七回)，“許褚裸衣戰(zhàn)馬超”(第五十九回)，”張遼威震逍遙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戰(zhàn)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動地描述了典韋、許褚、張遼、徐晃等猛將的英勇事跡。這些猛將，有的原是俘虜，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賞識而被捉拔為大將。上述的謀士、廣將來自“五湖四海”聚集于曹保身邊，為他出謀獻策、效命沙場，故曹操能統(tǒng)一北方，雄視中國。

雖不得關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視人才。他千方百計爭取關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關羽溫酒斬華雄時已為曹操所賞識，故能接受關羽三事之約，以促其歸降。爾后，封官爵，贈美女，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極盡其籠絡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關羽便以斬顏良、文丑以報之。關羽之去，曹操遵約“開綠燈”，并親往贈袍送別。如非曹操放行，關羽縱有天大本事，能過五關斬六將，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愛才，他不得關羽其人已得其心，故關羽在華容道甘犯軍令狀，義釋了曹操。關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脫華容道的，他早已成為刀下鬼了。

不念舊惡，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罵過自己的人，他也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陳琳曾為袁紹寫討曹操檄。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罵個透，曹操見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獲陳琳，他不加責備，僅問道：“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耳。”意思說為袁紹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降將張繡叛變，夜襲操寨，如無典韋以死拒敵，操將無法逃脫。這次戰(zhàn)役，操折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和愛將典韋，史稱”清水之難”。曹操對此痛恨不已，終生難忘。后張繡又降，操因用人之際而寬恕之。曹操能不記私仇，這是因他能以事業(yè)為重。

因要圖天下，就要搜羅人才以擴大自己的力量，這就不能老是計較個人的恩怨，只要對事業(yè)有利，盡力化敵為友。不僅曹操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敵人之臣而對他有所疑慮，因其敢于直諫，切中己弊，對他十分敬畏。

諍臣遇明主，傳為千秋佳語。雍齒曾助項羽，幾置劉邦于絕地，而劉邦統(tǒng)一天下后，為顯示其寬宏大量，先封雍齒為侯以安眾心。武則天讀駱賓王的《為徐敬業(yè)討武瞾檄》，并不因其極力貶己而惱怒，反而憐其才說：”此人不用，宰相之過也，”但唐太宗對魏征，劉邦對于雍齒，不如曹操對于張繡的怨深;武則天憤駱賓王之才，而不能使之為己用，而曹操則能用陳琳。故說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