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農歷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消息從皇宮傳到街市，開封街頭的一個小乞丐，起初一愣，接著竟放聲大哭，踉踉蹌蹌就往皇宮跑。誰知宮門外早擠滿了人，襤褸的乞丐、斯文的書生、稚氣的小孩……哭做一團，披著白麻，燒著紙錢，給皇帝“送別”。第二天，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無光。

消息從大宋傳到遼國，彪悍的遼國君主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你說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過世了？”說著眼淚就掉下來：“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從貧民到敵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勢。直到700年后，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出生時，那一聲嬰兒的啼哭，讓伸長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氣——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歲封慶國公，9歲為太子，13歲老爹一駕崩就改名趙禎，登基為帝。比起后世的九子奪嫡、你死我活，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歷代皇子們嫉妒。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時光，卻過得異常艱難——他的糊涂老爹、那個簽下了丟臉的“澶淵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時刻擔心大臣們會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兒子，越有“被害幻想癥”：干脆，我先下手為強吧。

大臣們實在看不下去了：“陛下還有幾個兒子，能讓你想殺就殺？”這才讓真宗正視一個后果：殺了太子，就絕嗣了。太子一條小命雖然保住，可父親的猜疑并沒緩解。彌留之際，真宗滿腦子都在想：這兒子不可信，只有把權力交給皇后。經過父親的“嚴防死守”，13歲的少年趙禎即位之后，也沒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驗來自他的“母后”——章獻太后。拜《貍貓換太子》的“戲說”所賜，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獻太后正是戲中的壞人劉皇后。但實際上，章獻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聰慧敏捷，頗有政治頭腦。她理所當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簾聽政11年。

權力的滋味，一旦嘗到，就不想放棄;更何況，從深宮走到朝廷上的聰穎女子，前朝就有一個武則天。章獻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問大臣：“你說，武則天是個什么樣的皇帝呀？”這個小動作讓氣氛緊張起來，太后和臣子開始了權力拉鋸。好笑的是，雙方打出的旗號都是“保護天子”。年少的趙禎，成了這兩派斗爭中的擋箭牌，也成了他們互擲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趙禎只是個昏庸的草包，那倒罷了，日子混混也就過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時，就能一眼洞穿父親的寵臣王若欽“實是奸邪”。這樣敏銳的孩子成了“夾心餅干”，會有怎樣的內心煎熬？唯一能讓后世浮想聯翩的是，在這11年里，他酷愛書法，一手“飛白體”，練得極為神妙。或許，練字就是練心。也因此，趙禎成了一個異數——從呂雉到慈禧，中國不乏母后掌權，在她們身邊長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殘暴。但趙禎卻有了對弱者的同情、對世事的寬仁。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勢——高潮短暫，余音很長。

公元1033年，宋仁宗親政。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爛攤子：老爹當年愛面子、好排場，為了彌補“澶淵之盟”里受傷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氣把“五岳”都封禪了。想當年，唐太宗想封禪一座華山，都因為太貴而作罷。可想而知，宋朝的國庫消耗到了何等地步。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經濟。對外平息戰爭，對內作風儉樸，從而扭轉了經濟頹勢，迎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至此，他才騰出手來，尋覓合適的改革經紀人。

幾經斟酌，在群眾中呼聲很高的范仲淹，進入視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內閣名單”：調范仲淹回京，任參知政事(即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一道主持朝政。范仲淹從政已經28年，改革在他腦子里醞釀已久，十大政策一揮而就——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當場拍板：準奏，全國執行。但是，僅僅1年零4個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韓琦相繼被調出京城，改革突然剎車。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嗎？不。歷朝歷代，改革者如商鞅車裂、張居正掘墳，比比皆是，可小范毫發無損，“圣眷”不可謂不深。是政敵暗算他了嗎？也不盡然。學幾筆小范親信的字體、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這樣拙劣的政治伎倆，宋仁宗不會看不出。

問題只在于，操之過急。有一次，范仲淹審查一份官員名單，不稱職的都毫不客氣一筆勾銷。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筆一勾，可害哭一家人。”范仲淹嚴肅地說：“不害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百姓哭。”富弼啞然了。不錯，官員要嚴格選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單，又憑什么認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言簡意賅地找到改革的目標，卻找不到復雜精細的實施辦法。面對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潛在的危機：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還怎么執行？他果斷地叫停了。

范仲淹離去了，岳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宋仁宗不會離去，開封城延續著他政治的部署——文彥博，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職位。這一次，宋仁宗選對了改革的經紀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干的姿態，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變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彥博覺得，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交子”，向全國推廣的時機成熟了。陜西長安的官員“立功”心切，說干脆廢止鐵錢，只用紙幣吧。此言一出，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搶購貨物，長安經濟陷于混亂。緊急關頭，文彥博并沒有強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絲綢，來到長安：“來來來，今日我賣絲綢，只收鐵錢。”一下子就穩定了民心。從那以后，朝廷再推廣“交子”，就沒有阻力了，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許，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的方式，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治不好國家的病根;又或許，這種方式的成功，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難以效仿。但無論如何，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躍于仁宗時期。以至于林語堂說，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很多年以后，激進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