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和左宗棠此二人都是晚清重臣，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宦海生涯的起起伏伏。

自海防塞防之爭的1875年到《伊犁條約》簽訂的1881年的五年間，左宗棠平定西北陜甘內亂、收復了新疆，可以說，達到了他的人生頂峰。那么，李鴻章在做什么內呢？世上有許多李鴻章的支持者，常常用下面這段梁啟超的話，來評價左宗棠這一階段的功業。

左李齊名于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實。兩人洋務之見識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耐勝。語其器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虛驕者，嘗欲奉左為守舊黨魁以與李抗，其故得保其時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艱巨謗詬，盡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梁啟超這段話總體上說是對的，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是洋務派，他們之間的沖突是改革派內部的沖突。清廷對于李的重視程度高于左，毋庸置疑。然而，左李二人經歷不同、性格不同注定二人的結局會大不相同。有些人將左宗棠與宗澤對比，宗澤臨終之前呼“渡河”，宗棠臨終之前喊“渡海”。無論左宗棠命好命壞，可以肯定的是：左宗棠是站著死的民族英雄。

但我們也不能以此來反證李鴻章是漢奸、賣國賊。正如梁啟超所言“李以忍實”。李鴻章和左宗棠對晚晴官場認識得都很透徹，所以，左宗棠臨終前告訴子孫不要為官。因為，為官就要做些“傷天害理”的事兒。反之，李鴻章的“官癮”十足，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好人、能人都不做官了，那么，國家將如何？民生將如何？

在這點上，左宗棠和李鴻章的為官思想和對子女的教育都是對的。只不過，左宗棠做了一輩子的事兒，無論其中有多少是錯誤的，收復新疆、對外勇于有理智地抵抗總是正確的、光明的、正能量的。對此仍吹毛求疵者，純屬異類。

反觀，李鴻章。雖然兢兢業業，干了許多事，留下了許多好的思想。但其一生正如其所言都是“糊裱匠”的工作，大風一吹一切努力皆白費。再加上，其本身的致命缺點——用人愛用親信且論才不論德，對貪官處罰較輕甚至縱容，直接導致其淮軍、其派系，雖有精銳之表面，但無精銳的勇敢之心。

千萬不要輕看吏治，吏治是一切做事情的前提。其他方面在先進，只要吏治出現致命的問題，一切好的都會變成壞的。

李鴻章在直隸的25年歲月，就是典型代表。

當左宗棠風光無限的時候，李鴻章正在直隸總督的任上辛辛苦苦地勞動著、思考著。主要思考的就是一個字：錢。

李鴻章的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

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到光緒八年，光緒十年到光緒二十一年，但期間一年多的時間為淮軍將領張樹聲，因此，李鴻章仍是幕后指揮，所以，視為李鴻章時期共計25年，即1870-1895年。5年后的1900年李鴻章又當了一年半的總督）時，正是清廷打壓湘淮軍的惡果出現之時。

1868年，當年有一件震動全國的刑事案件發生——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總督衙門前被人殺了。一百多年來，對于誰是幕后指使的討論有許多。但馬新貽被殺，嫌疑最大的無疑就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導火索是裁軍！

裁軍歷來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軍人退伍之后，雖可以回鄉務農，但許多人卻未必還有那份兒心情和耐力。特別是，回鄉之后成了普通百姓，也要受到官府、鄉紳無賴地欺負，由此，由退伍兵組建的秘密社團出現了。它就是哥老會。哥老會起初是普通團勇為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而秘密結成的小團體，其后越來越多。

哥老會成員殺死高級將領的事情并不鮮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左宗棠的愛將甘肅提督（從一品武職）賞戴花翎，賜號尚勇巴圖魯，欽賜黃馬褂誥授振威將軍的高連升。左宗棠、曾國藩作為湘楚軍的創始人，在湘楚軍中有無人替代的威望。

湘楚軍被裁后，有許多人不愿意回湖南，因此，許多人便留在了江南。然而，馬新貽屬于后輩晚學根本彈壓不住湘淮軍。最終，矛盾激化到刺殺案件的發生。

面對江南的混亂，清廷只好迅速要求曾國藩回駐兩江。那么，直隸總督的人選就要選配一位有才能的人，在當時李鴻章理所當然是首選。再者，李鴻章因為久辦洋務且部隊裝備最好，在軍事上將其調離大本營放到皇帝身邊乃是最安全的做法；在外交上，李鴻章又得心應手；在地方政務上，李鴻章又有治理江蘇的實際經驗。因此，順理成章的于同治九年（1870年）擔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隨著李鴻章和淮軍勢力地增長，李鴻章成為了第一疆臣，雖然不在中央，但因為駐節于天津，再加上淮軍子弟遍布中外，李鴻章儼然成為了中央與地方的中介與各種事務的試驗田。

李鴻章上任之初，就已經向清廷明確了自己的工作重點，在《調任直隸謝恩折》中，他說得很明白：現如今海防吃緊，拱衛京畿要地安全是根本大計。現在天津教案還沒有最終結案、各種水利設施待完善、對外關系、練軍保民這些都該仔細規劃。我李鴻章的威望和德行都不如曾國藩，難以威震督撫。所以，在省務工作上“一守曾國藩舊章”。

李鴻章為人、為官之精明實在令人贊嘆，剛一赴任，就將幾個大問題解決了。首先，確定了工作重點：重海防、外交輕地方事務；地方政務中重練軍工作、水利設施建設，輕其他事務。同時，又向清廷表示了忠心（拱衛京畿）和自己絕對不會擁兵自重（難以威震督撫）。既然，地方事務中的大部分工作你都不進行重點管理的話，你總體上該怎么辦？李鴻章也很明確——一守曾國藩舊章。

李鴻章治河

我們首先看治河。身在天津，首先保衛的就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因此，李鴻章首先把目光和難點放在了永定河的治理上。除此以外，還有黃河、滹沱河等九大合流。在直隸25年間，李鴻章和張樹聲共對直隸境內的十大河流進行了35次大規模維修（永定河10項、滹沱河5項、運河6項、大清河8項、直隸境內的黃河4項、其他2項。），其余小的工程不計其數，耗費白銀千萬兩。

為了節省經費，李鴻章采用了“以工代賑”的方式，自1870年到1890年間，13次較大規模的以工代賑修筑水利工程工作，共花費銀278萬兩，制錢8萬5千串。另有棉衣34萬件、大米1萬3千石等，總耗錢300多萬兩。除此以外，李鴻章也經常調動淮軍、楚軍來協助治河，如此也節省了不少金錢。

直隸水災頻仍，李鴻章雖然竭盡所能，仍然是民怨沸騰。正如著名的京劇武圣蓋叫天先生就曾憤怒地指出：小時候，周邊的老百姓都咒罵李鴻章為“王八精”，搞得河北四處水災。其實，李鴻章也很苦惱。

朝廷給的各種修筑水利工程的錢逐年減少，錢根本不夠用，到處都缺錢。想保衛國家就得有洋槍洋炮，這種情況下，洋武器價格高，花費巨大，北洋海軍練成需要多少錢？僅僅買軍艦就是三千多萬兩，再加上維修、武器彈藥、人員軍費、相關設施花費等等。清廷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七八千萬兩，光緒后才過億。例如，南運河的搶修錢原本是兩萬一千兩，到了1870年，已經減少到8800兩；北運河同樣由三萬六千兩減少到一萬四千四百兩。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只能發動商民捐資，賣官鬻爵。

雖然，李鴻章竭盡所能但治河效果一般，例如永定河1876年到1892年的16年里，決口14次。從1885年到1898年，直隸連續14年發生水災。所以，生于1881年的高陽縣人蓋叫天先生以及他的鄉親們才那么對李鴻章有怨言。

對于直隸治河效果不彰顯，李鴻章認為就是缺錢，幾十年的欠賬必須要有巨款進行翻天覆地式重新修建才能完成。當然，李鴻章的這種觀點雖然說出了一定的道理，但確實值得商榷。

例如，修筑各種水利設施、賑災等過程中，雖然李鴻章也知道明白貪官污吏的危害，但其處罰都不重。特別是災害問題，更是如此，貪官污吏造成百姓對于清廷的信任季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