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fēng)騷。”這是毛家大爹最有名的詞《沁園春.雪》中的一句，可見大爹對秦始皇、漢武帝是極其推崇的。其實，歷朝歷代的文人墨客對漢武帝的評價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雄才大略，拓土開疆或曰擊潰匈奴”;一種則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或曰窮兵黷武”。這兩種截然不同評價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司馬光著述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漢紀十四》是這樣記載的：“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wù)在養(yǎng)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即漢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遂略咨海內(nèi)，舉其茂俊，與之立功。……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nèi)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無異于秦始皇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tǒng)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在這段文字中，班固稱贊了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而司馬光卻是這樣評論漢武帝的：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等，與秦始皇幾乎相同，而秦亡，漢卻興，是因為孝武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應(yīng)該遵守什么。尤其是晚年能改過，所托的顧命大臣霍光等得力，才避免了亡秦之禍。

竊以為，司馬光之言之所以準確，從司馬遷的《史記.平準書》中也可以看出來。《史記.平準書》是一篇“食貨志”，內(nèi)容關(guān)系百姓吃穿、國家用度、土地、徭役、賦稅、經(jīng)濟、政策等等。從“食貨志”中最容易看到政府對人民實行的是仁政還是暴政。國與民，好比是天平的兩端，兩端保持平衡了，便基本上實行的是仁政。如果老百姓這一端失衡了，便是暴政。從《史記.平準書》里看，漢武帝行使的不是仁政。因為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耗盡民脂，又變本加利搜刮民財，橫征暴斂過猶不及，使國家成了一架斂財?shù)臋C器，而百姓的血汗卻被這架機器榨干了。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漢初，國家實行黃老“無為而治”的養(yǎng)民政策。到文、景之時，國家安定，百姓富足;京城積聚的錢幣巨萬，以致庫府中穿錢的繩子都朽爛了;天下糧食到處都堆得滿滿的;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都腐爛不能食用了。街坊百姓都有馬，阡陌之間更是騾馬成群;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做吏胥的老死也不愿改任，做官的以官職為姓氏名號……真可謂“文景之治”，太平盛世。

但到了劉徹當(dāng)皇帝，財政狀況急轉(zhuǎn)直下。先是對南越和閩南用兵，江淮一帶驟然動蕩不安，耗費巨大。接著開拓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致使巴蜀一帶百姓疲憊。向東開鑿?fù)ㄍ鶞婧？さ牡缆罚斯べM用與開拓西南夷相等。在北邊與匈奴的戰(zhàn)事逐漸擴大，軍需大增。又調(diào)發(fā)十多萬人修筑并守衛(wèi)新拓展的朔方郡，因水陸運輸?shù)穆烦虡O遼遠，自崤山以東的百姓都要承受這個負擔(dān)，耗費數(shù)十萬至百億，國庫都空虛了。由是，便開始賣官鬻爵。捐獻財物的就可以補充官額，能出錢的就可以免刑，交納羊群的可以做郎官。

連年對匈奴作戰(zhàn)，先是派大將軍衛(wèi)青以十余萬兵力出擊匈奴右賢王，獲敵首級及俘虜一萬五千人;二次再派衛(wèi)青出擊匈奴，獲敵首級及俘虜一萬九千人。漢武帝出手大方，立功者賞賜黃金共達二十多萬金。投降的數(shù)萬匈奴也得到了厚賞，吃喝拉撒全由大漢政府統(tǒng)管。由于戰(zhàn)事耗費巨大，傾盡庫藏錢幣和賦稅收入，仍不足以供應(yīng)戰(zhàn)爭的消耗，于是再行賣官鬻爵。武功爵每級價十七萬，共值三十多萬金。武功爵最高可至樂卿，更大者甚至可封侯或封卿大夫。

有了錢糧，又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再次出擊匈奴，獲敵四萬首級。匈奴渾邪王率眾數(shù)萬人投降，大漢朝廷調(diào)撥兩萬輛車迎接，到了都城長安，連同有功將士一并賞賜。這一年的開支高達一百多億。

從前的水利工程白耗錢財不說，政府又要修通汾水與黃河的渠道，征數(shù)萬人上工;因渭水船運水渠曲折繞遠，便要從長安到華陰開鑿一條直渠，又征數(shù)萬人上工;朔方也要開鑿水渠，再征數(shù)萬人上工;各條渠道修了兩三年還未完工，耗費卻在數(shù)十億。為了征討匈奴，必須大量養(yǎng)馬，帶到長安來喂養(yǎng)的馬就多達數(shù)萬匹，關(guān)中養(yǎng)馬的士卒不足，就從附近諸郡征調(diào)。投降的胡人都靠政府供給衣食，政府財力不足，漢武帝親自節(jié)約，降低膳食標準，解下乘輿上的馬匹，拿出皇宮的儲蓄，去供養(yǎng)他們。

偏又遇上災(zāi)年，崤山以東的七十多萬災(zāi)民要遷徙到函谷關(guān)以西或朔方以南的地區(qū)去，耗資以億計。國庫告罄。再加上修昆明池;做柏梁臺、廣苑囿;訪仙求道，泰山封禪，其花費不可勝計……

如此折騰，國庫枯竭，于是就在錢幣上做文章。用白鹿皮一尺見方，飾以繡文，制成“皮幣”;把銀與錫合在一起冶煉成“白金”。皮幣實則是一種脫離價值規(guī)則的空頭支。這兩種貨幣都不能湊效，又全面禁止郡國鑄錢，只有上林苑所屬的三官才能鑄錢。從前郡國所鑄的銅錢全部作廢銷毀，銅則上繳國家。由是，老百姓手里的銅錢，一夜之間全部變成了廢銅。

漢武帝的好大喜功，不僅使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而且對國家經(jīng)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完全斷送了由他爺爺和他爸爸創(chuàng)建的“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國家壟斷經(jīng)營，加重賦稅，讓大批商人破產(chǎn)，簡直到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地步，幾使大漢王朝趨于亡秦之勢。

綜上所述，足以證明，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