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一個標準的傳統官僚，他科舉出身，從翰林院編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創建湘軍，帶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可以說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我們可以通過曾國藩這個具體典型，觀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觀察一下清代官場的潛規則是具體如何運轉。

曾國藩一家生活簡樸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今天的江蘇、江西、安徽，總督主掌軍政民政，統轄三個省的一切文武官員。而就太平天國時期的形勢而言，兩江總督的重要性可謂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只有155兩白銀。如果大致以一兩白銀兌換200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為人民幣30100元，合成月薪約為2583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155兩白銀只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數額不菲的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為一萬八千兩，在全國總督中處于較高水平。

然而事實上，對于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準，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于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為收取規費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敗，只要此種行為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頂級富人曾國藩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總督時期，曾國藩的衣著不修邊幅。趙烈文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時，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這一記載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曾國藩……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對家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他家里只有兩個女仆，一個是老太太，一個是小姑娘，幫不上什么忙。那么總督府中的日子怎么過活呢？曾國藩要求曾家的女人們，每天都要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腌制小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都要親力親為。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剿捻回任再督兩江后，為家中女人們制了個工作日程表：“早飯后，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巳午刻(早9點到中午1點)，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后，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傍晚5~7點)，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從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收禮和送禮

成為地方大吏，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來謁見的下屬，都不會空手而來。身在官場，從始至終片禮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國藩“和光同塵”的作風，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況下與下屬建立基本的情感聯系。所以在實在拒絕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從下屬送來的禮物中挑一兩樣價值最輕的。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親赴安慶，一為商量軍務，二為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向以能戰、能搶聞名，因此他既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給曾國藩送禮，鮑超卻不管這一套，他一共帶來十六包禮物，其中許多珍貴的珠寶古玩之類。曾國藩覽之而笑，從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還鮑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頂小帽。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余則全璧耳。”鮑超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又帶了十六包東西回去了。

曾國藩還收過美籍華人容閎“報效”的禮物。同治四年(1865)，容閎從美國采購機器回到中國。兩年前他受曾國藩委托，以“出洋委員”身份，攜六萬八千兩白銀出洋采購機器，開啟了洋務運動之先聲。機器運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國藩匯報工作。此時曾國藩已經離開南京，北上剿捻。曾國藩知道，按中國官場慣例，容閎一定會向他致送禮物，因為曾國藩給他的是一個“肥缺”。所以曾國藩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既可收留，多則璧還為是。”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收受禮品，有一條默認的“價格線”。至于容閎所送的是什么，價值多少，沒有留下記載。

當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過，他除了請人吃飯，還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程儀。

至于“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么要帶這么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余送別敬一萬四千馀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仍然認為不厚。

要想順利報銷就要給“好處費”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什么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里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那么，戶部的態度是由什么決定的呢？視“部費”也就是“好處費”多少而定。報銷前，曾國藩托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報銷一節……托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厘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后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也就是說，李鴻章托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1.3%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么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個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復到了。出于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勛，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于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畢竟以后他還需要和戶部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