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在中國俗稱“大煙”，這玩意兒其實就是一種用罌粟汁液經(jīng)過熬制而成的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鴉片這東西在中國的名氣實在是大得很，當然，它的名氣大不僅僅因為它是危害不小的毒品，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東西在中國近代史上引發(fā)過一場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戰(zhàn)爭。

迄今為止，關于這場被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所普遍認定的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著名戰(zhàn)爭，我們所接受的信息實在可以用目不暇接、耳不暇聞來形容。但是，悖論也恰恰在此時產(chǎn)生。因為海量的信息有時不僅不會幫我們看清歷史的真相，反倒很容易使我們越來越偏離事實。

具體到這場著名的以“鴉片”命名的戰(zhàn)爭而言，可能就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卻一向被我們的史家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比如，如果說鴉片戰(zhàn)爭真的是因為英國的鴉片貿(mào)易問題而引起的話，那么，為什么獨獨在中國會有一個所謂的“鴉片貿(mào)易”問題呢？

由此引出的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確從中國的鴉片貿(mào)易中牟取了暴利，但是，為什么他們的鴉片貿(mào)易只朝向中國，而不是兼及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呢？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顯而易見要搞清楚兩種可能存在的情況。這即是英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鴉片，說明在中國存在著這樣一個鴉片需求市場。那么，這個龐大的鴉片需求市場，是由英國人一手制造的呢，還是在英國商人之前，在我們國家就已經(jīng)存在了呢？

如果是前者的話，那么很顯然，英國的鴉片商人不但要為鴉片貿(mào)易而承擔責任，還必須承擔起誘導中國人民吸毒的責任。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話，那么我們在譴責英國商人販運毒品的同時，就不得不發(fā)揮點“反求諸己”的精神，查找一下我們民族自身存在著的一些導致鴉片問題復雜化的癥結了。

當然，事實往往就是這樣殘酷和不幸。因為歷史呈現(xiàn)給我們的真相，正是后一種情況。這大約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中國以及周邊幾個地區(qū)存在著一個鴉片貿(mào)易問題。很顯然，一是別的國家和地區(qū)根本不像我們這里的許多民眾一樣，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吸食鴉片的習慣;二是那些國家早就把鴉片看作是毒品，一直對其嚴格管理。

與這些國家相比起來，我們這個東方大國在對待鴉片的問題上，的確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國情。這不同就在于，中國雖然不是罌粟的原產(chǎn)地，吸食鴉片的發(fā)明權似乎也并不屬于我們中國人，但是，當這種最初只是作為藥材而引進的東西，在神州大地落地之后，很快就被大范圍地濫用成一種普通的消費品，以至于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nèi)，在中國販賣鴉片和消費鴉片都是被政府所默許的活動。

而為這種“時尚”推波助瀾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居于深宮之中的皇帝老兒。

史有記載，這個被最早記錄進史書的染上鴉片毒癮的皇帝就是明朝的萬歷皇帝朱翊鈞。

朱翊鈞乃是明朝的第14任皇帝。此人在位48年，卻只和大臣們公開地見過一次面！其余的絕大部分時間，他因和大臣們就“立儲”問題發(fā)生嚴重分歧而玩起消極怠工，長期龜縮在深宮里，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任由國事日非，江河日下。

別看這位皇帝疏于政務，但對于鴉片這玩意兒卻是情有獨鐘，以至于最后染上嚴重的毒癮而不能自拔。因此，有歷史學家認為，萬歷好多年不上朝理政，根本原因是因為他中了“烏香之毒”。

當然，也有專家考證指出，萬歷皇帝雖然是個地道的“癮君子”，但是由于彼時的中國人尚未發(fā)明出吞云吐霧式的吸食鴉片的方法，所以這個朱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著其他藥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約是想靠此物來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皇帝的一舉一動對于他治下的百姓，無疑有著巨大的示范作用，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堂堂的大明朝萬歷皇帝整天躲在深宮里以吞食鴉片為樂，必然會對宮內(nèi)宮外的人產(chǎn)生極大的示范和暗示作用，從而制造出類似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效果。因此，完全可以推斷，中國民間之所以自明朝后期開始形成吸食鴉片的惡習，其始作俑者大約正是這位萬歷皇帝。

對于鴉片這東西，凡是負責任的政府，必然會嚴厲禁止。但是，由于皇帝都染上了毒癮，由其統(tǒng)治下的政府對待鴉片問題恐怕也只好聽之任之、不管不問了。事實是，明政府不但不對鴉片厲行禁止，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還把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并默許民間的吸食活動日益做大。明朝萬歷十七年(1589年)，政府竟然火中取栗，從鴉片貿(mào)易中收起稅來，實在是荒唐之極！像這樣的“好好政府”在世界上大概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了。

明清易代之后，社會上因為吸食鴉片而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到了不能不重視的程度，新建立的清政府才于雍正七年(1729年)頒布了第一道禁止售賣鴉片及開設煙寮的上諭，對販賣鴉片煙者、私開鴉片煙館者、吸食鴉片者等，明確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標準。這在中國的禁毒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然而，盡管如此，由于從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中國已經(jīng)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數(shù)量巨大的吸食鴉片的消費群體，而且眾多的政府官員也被牽扯進了鴉片貿(mào)易這項可以獲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雖有禁絕鴉片的決心，并從雍正七年以后三令五申要禁絕鴉片貿(mào)易和社會上吸食鴉片的風氣，但是終因此風已呈現(xiàn)尾大不掉之勢頭而沒有產(chǎn)生良好的效果。廣州等口岸的鴉片仍然或明或暗地被運進口內(nèi)，社會上吸食鴉片的民眾依然在吞云吐霧，優(yōu)哉游哉。毒焰流布，終于在1840年引發(fā)了那場著名的影響中國命運的鴉片戰(zhàn)爭。

今天，我們重新回首研讀這段歷史，不能不有所感，有所思。萬歷皇帝固然可恨，但更可氣的，則是早已扎根于民心的“皇帝情結”：上行下效，推波助瀾。此風不除，它以后恐怕還會借尸還魂，荼毒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