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窩囊的“太上皇” 光緒生父醇親王奕譞

醇親王奕譞(1840-1891年)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那個同光年間以辦理洋務而著名的恭親王奕譞的弟弟。從某種程度上說，整個同治、光緒兩朝的政治，就是兄弟兩人秉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主導下的政治。實際上，早在咸豐皇帝熱河駕崩之后，奕譞就參與了由慈禧一手策劃的“辛酉政變”，親自奔赴灤陽拿獲了“顧命八大臣”之一的端華，為慈禧后來的“垂簾聽政”掃平了障礙。

在掌握了朝廷的實權(quán)之后，慈禧一度非常器重和依仗奕譞。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親王銜”。同治十一年(1872年)晉封為醇親王。慈禧還令其掌管京師的旗營和綠營，等于是將天子腳下的安危重任賦予了她的這位妹夫。

然而，奕譞和慈禧的這段互相信任、依仗的日子，很快就因為慈禧之子同治皇帝青年時期的神秘去世而結(jié)束。

在同治皇帝在世的一個時期內(nèi)，因為皇帝尚在幼年時期，所以作為皇太后的慈禧，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垂簾聽政”的名義，代替兒子處理政務。但在同治皇帝死后，如果從“溥”字輩的宗室子弟中選擇一人，作為沒有后代的同治皇帝的子嗣，并令其承繼大統(tǒng)的話，那么，慈禧就會成為“太皇太后”，地位雖然尊貴，但再想干預政事，則顯然不合祖制。

那么，在慈禧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條道路可供選擇，這就是“以弟繼兄”，從宗室近支中和同治皇帝處于一個輩分的“載”字輩里選擇一年幼之人，作為自己的丈夫咸豐帝的子嗣來承繼大統(tǒng)。這樣，慈禧就依然是皇太后，就可以照常以皇太后的身份預聞政事，一直到幼帝成年。

慈禧選擇的新皇帝就是醇親王奕譞的第二子、當時只有四歲的載湉。

同治皇帝去世的當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農(nóng)歷十二月初五日傍晚，慈禧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突然召見各軍機大臣和包括奕譞在內(nèi)的各宗室親王，說有重要政務要和大家“協(xié)商”。其實就是宣布立奕譞之子載湉為新皇帝。

慈禧的這一決定驚得奕譞當場失聲痛哭，且“伏地暈絕”。聽說自己的兒子要當皇帝，奕譞為何這樣驚懼呢？一方面，他想到慈禧越過常例，不為同治皇帝立嗣，而為咸豐皇帝立嗣，必然在日后招來無窮的麻煩，搞不好就會連累自己的兒子。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是，以他對慈禧的了解，自己的兒子這么年幼就在其卵翼下當皇帝，絕非是兒子的福分，而且很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災禍。

奕譞在兒子深更半夜被抬進皇宮之后，因為擔驚受怕，“觸發(fā)舊疾，步履幾廢”，于是和自己的夫人一商量，干脆向慈禧遞交了一份辭職報告。

在接到奕譞的這個辭職報告后，慈禧允其所請，下詔免去了奕譞所擔任的差事，但明諭其親王銜可以“世襲罔替”。即使對于這么一點僅剩下的恩惠，奕譞還是不放心，曾經(jīng)再次上疏懇辭，但卻沒有獲得慈禧的批準。

辭去各項官差的奕譞夫婦，在京城過起了賦閑在家的平靜生活。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說他們夫婦“自是恒年余，閉門不接賓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光緒十年(1884年)農(nóng)歷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發(fā)動“甲申易樞”事件，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主要官員便實現(xiàn)了大換血。禮親王世鐸開始掌管軍機處，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等成為新的軍機大臣;慶親王奕譞掌管總理衙門……

對于慈禧這一新的人事安排，時人即有“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的評語。其言外之意是，單就行政能力而言，這些新進的大臣遠遜于此前的大臣。

或許正是考慮到了輿論的壓力，慈禧此時不得不再次搬出了正在“大隱于市”的醇親王奕譞，讓他遙控樞機。

即使在重新出山之后，奕譞也無時不刻不生活在巨大的惶恐之中，深怕因為自己的不檢點而引起慈禧的猜疑。

時人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中記載的幾件事情，頗能說明奕譞重新出山之后的這種謹慎和低調(diào)。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奕譞奉命會同李鴻章到天津、旅順、煙臺等海口巡閱海軍。為了這次盛典，慈禧特意賜給了奕譞一乘杏黃色的轎子。但奕譞非但不敢乘坐，還堅請慈禧身邊的紅人李蓮英一同前往閱兵。出京后，每次接見地方大員，必命李蓮英隨見。奕譞之所以這樣做，用意十分明顯，就是避免擅權(quán)的嫌疑，不給慈禧整治自己制造任何把柄。

除此之外，奕譞在生活上也非常節(jié)儉。當時，與奕譞有著良好的私人關(guān)系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因為辦理洋務積攢下了驚人的財富。為了籠絡朝廷重臣，李鴻章經(jīng)常以自己所辦企業(yè)的股份贈送給各位當軸要人，而當朝諸公一般都予以笑納。但奕譞卻堅決拒絕，成為各位王公大臣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拒收李鴻章行賄的人。

今天，位于北京鬧市區(qū)的雍和宮就是當年奕譞的王府。據(jù)曾經(jīng)前往王府查驗工程的吏部主事何德剛所見，當時，奕譞家的“房屋兩廊，自曬煤丸，鋪滿于地，儉德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