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隆慶六年)7月5日，明隆慶帝明朱載垕病逝。他生前依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盡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內外得到大治，史稱隆慶新政，但后期因沉迷媚藥，服用助興，致使政事荒廢，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

平民出身的李太后，起用張居正輔政，全權委托其代行父母之教，精干強勢的張居正成立“救火隊長”。他首先籠絡好忠心耿耿的太監馮保，再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神宗才得以安享太平盛世。但是，在這位“救火隊長”死后僅僅一年，神宗就翻臉不認人，保守勢力迅速復辟。張家被抄家充軍，十年改革成果一夜間被否定，正所謂“人亡政息”。難道張居正的新政真的有問題？

按理說，萬歷帝是張居正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張居正在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余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而張本人也成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不過“功高震主”。幼時的萬歷還沒有意識到權力所能帶來的樂趣，隨著年歲增長，享樂的欲望，越來越刺激他要鞏固權力。當權力遭遇危機時，萬歷可能竭力支持改革，暫時抑制貪欲;一旦改革成功，緩解危機后，其內心深處的欲望又開始膨脹，可能促其廢除改革。

其次，張居正的君主觀與萬歷帝的主觀相違背。張居正希望萬歷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圣君”，想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以達到君臣共治、君民互利。如他為神宗小時候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鑒圖說》中就有“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等，想通過他律來影響皇帝的自律。

而萬歷帝卻沒能領會太傅的一片苦心，他腦子里只有“天下是我的，我要怎么樣就怎么樣”。

再次，張居正改革時，打著“法祖”的旗號，也就是借助祖先威勢推行改革。他所繪制的藍圖，只是在大明開國之初的法制基礎上，對某些法制法規實施改進，以調解矛盾，緩解危機。實際上，這種改革并沒有觸及利益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全力支持。如一些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于專制集權的朝廷，無異于離心之力。萬歷八年，張居正以嚴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閑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

張居正在位時，那些豪強權貴攝于權威，不敢造次，一旦他們認為的權威不見了，就會群而攻擊。

此外，張居正失察用人。當然，不能否認，張居正能改革成功，還是他能“籠絡”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不過這些一般都是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

為打擊豪強，張居正曾大力支持海瑞，但當上首輔后，就將他丟在一旁。對于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也沒有收為己用，要知道他們可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啊！在張居正死后，兩人相繼掌權，隨即反對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