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執政的前十年，國家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變法，使吏治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肅清，革除了不少財政上的弊端，特別是一條鞭法的推行，大大增加的國庫的稅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明朝經濟一片繁榮，史稱這十年的時間為“萬歷中興”。這一切的背后，都離不開明朝二百多年來最具實力和責任心的內閣首輔——張居正。他被梁啟超稱為整個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作為首輔執政的這十年時間內，對于晚明的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居正侍奉過明朝三代皇帝，他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上進士后，很快便得到了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徐階的賞識，讓他供奉翰林，熬熬資歷。沒過多久就提升他為國子監司業，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這個職位上，他認識了更多官場上的人，打開了人脈，深諳明朝官場上的各種蠅營狗茍。從此他和徐階，高拱結成同盟，一同對抗當時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嚴嵩。嚴嵩倒臺之后，徐階進階為首輔，張居正和高拱在徐階的幫助下一同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張居正在官場上的名聲一直不好，有不少人背地里稱呼他為“黑心宰相”。原因是他打擊排斥政敵可謂不折手段。徐階致仕以后，張居正為了和高拱爭奪內閣首輔的位子，不惜編織罪名網羅言官彈劾高拱。高拱被迫致仕，告老還鄉，并且終身不得回京。如果我們以傳統的道德觀念去約束張居正這樣一個大政治家，無疑是妄自菲薄的。在明朝官場那樣一個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深陷進去萬劫不復的漩渦里，張居正如果不能保全自己獲得地位，那么他的事業將無從談起。

入閣以后的張居正，正值大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并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制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給明朝南方的邊防帶來重大威脅。同時東南倭寇騷擾沿海，劫掠村落州府，官兵武器羸弱，束手無策。張居正面對的，是一個岌岌可危的政治場面。然而張居正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該怎么做。明朝此時已歷二百余年，積弊太深。他知道如果不改革，恐怕就是改朝換代。如果改革，那么必須擁有自己在朝中有共同目標的黨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他首先想到的人是一個太監，這個太監不是別人，正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萬歷皇帝的大伴。馮保是內廷能夠翻云覆雨的人物。結交了馮保，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張居正明白，自己的改革宏愿少不了馮保的幫助，內閣和司禮監必須一條心。為了結交馮保，他派自己的親信官員去給馮保送去大量禮物，讓自己手下的人和司禮監大大小小的頭目都保持友好的關系。馮保看在眼里，知道張居正有意結交自己，便也伸出了橄欖枝，讓司禮監和東廠的人回贈張居正禮物。就這樣，東廠成了張居正和馮保之間聯通傳訊的工具。張居正改革期間，但凡內廷的阻力，人事的調配，皇帝的周旋，馮保都能一一化解，給張居正騰開足夠的空間去干大事。

張居正是深受儒家傳統教育的儒者，它能夠低聲下氣地結交一個宦官，這是十分難得的表現。從中不難看出張居正是一個成大事不拘小節的人。

張居正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用人。嘉靖和隆慶年間的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猷，還有李成梁，都是張居正一手提拔起來的。他知人善用，并且用人不疑。在戚繼光抗倭期間，無論戚繼光的方法多么難以令人接受，張居正總是能夠在政治和經濟上給予他最大的支持。抗倭期間，明朝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東南沿海各省的軍事調配權。戚繼光武將出身，在組織抗倭事宜上經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刁難和推諉。比如武器彈藥的供應，糧草的供應和地方軍隊的調配等等。張居正任命譚倫為兵部尚書，總督東南各省，協助戚繼光后勤事宜。戚繼光終于有了直接可以倚重的封疆大吏。要是沒有張居正這個在朝廷的忠實的靠山，戚繼光的事業也不會進行地那么完美。

有人說張居正表里不一，表面上大公無私，實際上貪贓枉法，收受賄賂，多次接受戚繼光和李成梁的重金禮品。在接受賄賂這件事情上，張居正毫不掩飾。他對人說：“戚繼光、俞大猷等部在外面作戰，朝廷中已經有人密告他們擁兵自重，有不臣之心。如果我不接受他們的賄賂，他們的心里必定不能安穩。如果他們有所顧忌的話，又怎能安心地作戰呢？”

張居正行事極有分寸，他能夠洞悉到每一個微小的地方，每一個常人難以觀察到的細節。要不是如此，他的改革措施也絕對難以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