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史稱“九七國恥”。不過，條約之外，還有著更大的鮮為人知的國恥——清廷給參與八國聯軍侵華的日軍，共計賞賜了199枚“寶星”。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慈禧太后懿旨，內稱：“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并著查取兵官武弁職務，迅速電復，以便分劃等第，賞給寶星。”略言之，就是要蔡鈞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侵華的日軍軍官名單，以便清廷向他們頒賜“寶星”予以嘉獎。另據慶親王奕劻致日本外務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動向日方提出獎賞參與聯軍侵華之役的日軍將官，但日方“未將各官銜名開送”。

在確認清廷確實有意表彰參與侵華之役的日軍將官后，日方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單。也就是說，清廷給參與侵華的日軍共計賞賜了199枚用來褒獎對中國有大幫助的外國人的“寶星”。

強行和中國婦女合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個三寸金蓮。

清廷如此不顧“國格”表彰侵略者，與日軍“嚴飭弁兵，極力保護”的行為有關，更與清廷謀求中日結盟的幻想有關。1899年，慶親王奕劻曾得慈禧許可，派人攜帶珍貴禮物及密電碼本赴日，策劃過一次“中日結盟”。日方收下了禮物和密電碼本，但對結盟一事態度模糊。庚子年日軍的上述“善意”，顯然讓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結盟”的希望，故而又有了這場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頒發勛章的鬧劇。

但是日本政界、輿論界對清廷煽動義和團排外之事評價極低，

如吉野作造回憶：“甲午戰爭勝利后，大多數日本人都懷有輕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須預防支那的復仇戰……直到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個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發生了全面逆轉。”《東京日日新聞》則評價義和團是“妨礙國際交通之文明公敵”，應予“討滅”。《國民新聞》則稱：“清國……毫無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的誠意，則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資格。”山縣有朋也說得很直接：“清國動亂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來于政府沒有統治力、國民沒有思國心，已喪失了國家生存之條件。”尾崎行雄對保全中國毫無興趣，認為“支那已從根本上歸于滅亡”，“已亡之國”沒有任何保全的價值。當然，最形象的評價，還要算桂太郎的“蚯蚓論”：

這還是一名未成年少女，照片背后她的命運會怎么樣呢？

“今之老帝國，恰似下等動物的形體，并沒有一套完整的機關，無論切斷何處，都還能留下幾分生機。將之分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個體。若使之保持整體狀態，也無非是千百個個體的呆然雜處，中央的統治神經不能支配全體。如象，如鯨，大則大矣，欲殺之亦可也。如蚯蚓斷首尾動，切尾首動……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結構。”

如此，自不難理解，清廷雖不顧國格向侵華日軍頒發勛章，卻也并未得到什么積極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