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坦言 怎可要求我守法而使我失信于人

當時朝廷許多官員假冒資歷門蔭。太宗令這些人自首，否則即處死。沒過幾天有假冒者被發覺，太宗要殺掉他們。戴胄上奏道：“根據法律只應當判處流放。”太宗大怒：“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被譽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書中多有記載。近日讀司馬光《資治通鑒》，發現其23年“貞觀之治”的過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今擇錄數則，寫出來同讀者朋友共賞析。

太宗認為原任兵部郎中之職的戴胄為官清正耿直堪當重用，就提升他為大理寺(檢察院)少卿，從事執法工作。

當時朝廷上下有許多官員弄虛作假，假冒資歷和門蔭。太宗很生氣，令這些人自首，否則即處死。沒過幾天有假冒者被發覺，太宗要殺掉他們。這時戴胄上奏道：“根據法律只應當判處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為由而讓我失信于天下嗎？”戴胄面對暴怒的太宗，沉靜地回答道：“殺他們的敕令出于你作為君王一時的喜怒變化，而法令則是國家詔示天下誠信的規制。但是現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當以法令為裁斷，這樣才是忍住一時之怒而昭示天下誠信的處理方法。”在戴胄的堅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個悖論：所謂“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當是維護皇上的威嚴與信譽，怎么能反過來說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殺掉這些不該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這天在談及司法問題的時候，太宗在朝廷上對大臣們說：古語曰“寬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兩次大赦，會使善良的人啞口失言。”如果養惡草則對好谷子有害，寬赦罪犯則會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來，不想過多地寬赦，唯恐使小人持之無恐，動輒觸犯法令。

依此可見，太宗對無原則“寬赦罪犯”的害處是“明知”的，可在行為上他卻“故犯”。且不說他在位23年，就實行各種名目的寬赦(大赦、曲赦、降釋)多達23次。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此“數赦”之外，又在貞觀六年冬搞了一次“縱囚”之舉：

太宗親自過錄監獄囚犯，見到應處死刑的人，內心憐憫他們，就決定放他們回家，但約定明年秋季回來就死。結果這次全國所有的死刑犯凡390人，在沒有監管的狀況下，都按期回到獄中，沒有一個逃亡。于是，太宗把他們全部大赦。

如果說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則，舉行的各種“赦”還算是名正言順的話，那么，這個“縱囚”，卻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來潮的一次“拍腦袋”行為。其影響比“數赦”結果更壞。我們知道，太宗十分重視死刑的判決，曾制定“三審”復核制，即“決死囚者，二日中五復奏，下諸州者三復奏”，如有法律決定處死而情可憐憫的犯人，還可以直接上訴到內廷來作最后判定。依此可見，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惡不赦”的、且經過嚴格司法程序審定的死刑犯，“決無可放之理”(清·蔡鑄語)。而今只皇上一句話便將原案判決推翻否定，豈不是把法律當兒戲嗎？所以，歷代有識者無不對太宗“縱囚”多有詬病，一致認為他是博取虛名的作秀之為。更有北宋歐陽修寫出千古名文《縱囚論》，批評他不應該“立異以為高，逆情以干譽”。近日，又有人作詩嘆喟：

為掩惡名掙美名，沽名釣譽赦死刑;

瞞得當時天下士，難欺后世明眼人。

京城長安地區出現了蝗蟲。有一天，太宗到玄武門北面的禁苑，看見了蝗蟲，便拾起幾只在手，禱祝道：“百姓視谷子(粟)如生命，而你們卻吃了它們。現在如果要吃的話，寧肯讓你們吃我的肺腸吧！”說罷，舉起手中的蝗蟲即欲吞掉。身邊的臣僚們勸諫道：“吃臟東西是會得病的。”太宗卻無畏地說：“朕為百姓承受災難，為什么要回避疾病呢？”于是吞掉蝗蟲。這一年，蝗蟲沒有成為災害。

太宗“吞蝗”一事，歷來有貶無褒。其有清代學人林云銘在《古文析義》中所剖甚為透切：“余嘗謂，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其可吞者？或用紙草剪作蝗形，掇而視之，以愚左右耳目耳。”這一評述大有2009年春節晚會上，劉謙“雞蛋里變出戒指”，連董卿都被蒙住了的情景趣味。不過林先生又寬解地說：“但帝王好名，便是可與為善處，即置之不論可也。”又有丁啟陣教授在《國家歷史》一文中直言：我估計，唐太宗先是做過咨詢的，知道刺身螞蚱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損害。身邊那些大臣也未必都不知道蝗蟲無害于太宗龍體，他們也許假裝不知道，以便表忠心，以便襯托太宗體恤萬民的菩薩心腸。

其實，真吞也好，假吞也罷，可笑的是他們儼然一付雖作秀而十分逼真狀。尤其末一句“是歲，蝗不為災”，露出一付十足的阿諛的嘴臉，由此使人想到，在武則天時代宰相宋璟為了滅蝗，挖坑布火，引蝗焚身，才真正使“蝗不為災”的故事，與太宗兩相比照，不是可以真假自辨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