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前259～前210)，中國統(tǒng)一的秦王朝的開國皇帝。史書記載，他有三個名字。一曰嬴政，他是秦莊襄王之子，“秦人贏姓”，由于生于正月，故起名為正，古代通政，因此寫作政，所以追根而論為嬴政。二曰趙政，先秦時，有以出生地為姓的習(xí)俗。秦始皇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趙國首都邯鄲，故以趙為姓，稱趙政。三曰呂政，秦始皇又怎么會姓呂？這就牽扯到了秦始皇的身世問題。

據(jù)《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贏政的父親子楚在趙國做人質(zhì)時，當(dāng)時趙國的政治投機商呂不韋鉆了秦國宮廷的空子。呂不韋先與一個能歌善舞的趙姬同居，知道趙姬有身孕后，讓趙姬去勾引秦太子子楚。不久子楚愛上趙姬，呂不韋便把趙姬獻給子楚。趙姬足月后生下贏政，子楚于是立趙姬為夫人。后來子楚回國繼承王位，死后把王位傳給子政。

這種說法被班固所接收，于是《漢書》直接稱贏政為呂政。東漢高誘為《呂氏春秋》作注，他的序記載的情形跟司馬遷的記載基本一致：“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為夫人。”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這樣解釋：“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

這種說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史記·呂不韋傳》記載，“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古音為ji)即一周年。就是說子楚娶了趙姬一年后，趙姬才生贏政。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按照這樣計算，贏政應(yīng)該是子楚所生。從兩漢到宋元時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說，未有異議。

秦始皇果真是私生子？這是一個千古之謎，由于年代久遠，事實已無法查實。然而有人從動機上開始懷疑《史記》記錄的真實性，由于司馬遷因禍遭到殘酷的宮刑，在他的筆下，歷代酷吏、暴君多少被涂上不良的墨跡，所以也不能排除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時，因反感而夸大其辭。

在明代，便有人開始對《史記》提出異議。明人湯聘尹以秦皇乃呂不韋之子，是“戰(zhàn)國好事者為之”。清代學(xué)者梁玉繩也提出異議，認為《史記》系從傳聞得來，非從考實得來，并從行文剖析，以為司馬遷在記述中即有所保留。

明朝的王世貞則更進一步，他在《讀書后記》提出兩條理由：一是呂不韋為使自己長保富貴，故意編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親的故事;二是秦滅六國后，原六國的貴族或失去他們的食邑、或家破人亡。但他們除了進行言論攻擊外別無辦法對秦朝進行報復(fù)。于是在極端的憤恨中他們散播對秦始皇的身世進行攻擊的這一言論：“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秦宗室的香火到了這里也就熄滅了。六國雖亡，但秦國也同樣滅亡”。

另外，還有人對“大期”的解釋提出疑問。期，一年也，所謂“大期”，是指過十二個足月之后分娩(一說十個足月)。按照常情，女子發(fā)現(xiàn)“有身”，一般在孕后一二個月，既然呂不韋在“獻其姬”前已經(jīng)“知有身”，據(jù)生育規(guī)律，趙姬何以能在歸子楚后十二個月方分娩生政？懷孕超期分娩的情況也有，但趙姬的超期未免超得過于異常。所以他們認為《史記·呂不韋傳》所述值得懷疑。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也懷疑呂不韋為秦王政生父之事，他指出三個疑點。其一，僅見《史記》而為《國策》所不載，沒有其他的旁證，這未免不讓人產(chǎn)生懷疑。《戰(zhàn)國策》是研究戰(zhàn)國時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國是戰(zhàn)國時期重要的國家之一，為什么對于呂不韋偷天換日，有關(guān)秦朝血脈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漢時期的《史記》才來記載？

其二，關(guān)于秦始皇故事的情節(jié)與春申君與女環(huán)的故事如同一個刻板印出的文章，情節(jié)大類小說。春申君與女環(huán)的故事大致梗概是這樣的：趙國有個人叫李園，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環(huán)獻給楚王，但是聽說楚王不能生育，惟恐妹妹進宮由于沒有子嗣而得寵愛不長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將她獻給春申君，等到懷孕的時候再獻給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園的妹妹懷上了孩子。

事情至此也就到了關(guān)鍵時刻，這時李園的妹妹引誘春申君說：“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被說服，遂將女環(huán)獻于楚王，生了個兒子，即后來的楚幽王。這段故事與呂不韋與趙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郭老據(jù)其推斷，呂不韋與趙姬的故事可能流行于西漢初年呂后執(zhí)政時期，是呂氏集團成員仿春申君與女環(huán)的故事編造的，目的是為呂氏稱制制造輿論。

其三，《史記·呂不韋傳》記載秦始皇的母親是邯鄲的歌姬，但是記載子楚回到秦國時候又說：“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歌姬和豪家女，這二者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難于自圓其說。

但《史記》的歷史地位還是讓許多學(xué)者不肯輕易懷疑它記載事件的真實性，他們認為，明清學(xué)者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論斷都只是對于史實的一種臆測，論據(jù)不足。司馬遷的記述雖然有矛盾之處，但他的著書風(fēng)格一向以嚴謹、直筆而不是獵奇而著稱，所以他對于呂不韋和趙姬不可能是空穴來風(fēng)。

當(dāng)代有的學(xué)者就對郭沫若的三點質(zhì)疑，作了針峰相對的批評，認為：第一，《史記》的記載有不少是《戰(zhàn)國策》沒有載過的，這正是《史記》流傳千古，受人稱頌的原因之一。沒有旁證，照樣能保持《史記》的真實性。例如，司馬遷的《史記》詳細的描述了夏朝的世系，然而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以后也基本沒有實證。所以二十世紀之前許多學(xué)者尤其是西方學(xué)者對夏代的有無產(chǎn)生懷疑，但是二十世紀初發(fā)現(xiàn)的殷墟甲骨文獻，卻雄辨地證明了司馬遷記錄的高度準(zhǔn)確性。

第二，呂不韋與趙姬的故事跟春申君與女環(huán)的故事類似，只能說明這種斗爭手段，在當(dāng)時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風(fēng)云人物所運用;第三，關(guān)于《史記》記載矛盾的地方，其實并不矛盾，二者還是有相通之處。假如子楚果真看上了呂不韋的小妾，這無疑給呂不韋提供了另外一個機會，因為一旦子楚回國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為皇帝，這一想法符合呂不韋的野心。

呂不韋是一個冷靜的人，他善于處理各方面關(guān)系，也知道如何利用這種關(guān)系。他能想到異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夠有承國的希望。所以他會盡一切能力掩飾歌姬的真實身份，為歌姬營造一個良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出現(xiàn)《史記》記載的那樣“趙豪家女也”。另外，根據(jù)常理分析，當(dāng)時的子楚作為一名王孫，娶妻納妾總要有一定的排場的，否則又怎能名譽盛于諸侯？這也會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所以就出現(xiàn)了稱謂前后矛盾的地方。

另外，不論《史記》也好，《戰(zhàn)國策》也好都記載了秦王政當(dāng)上皇帝之后，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如果呂不韋以前和太后沒有任何關(guān)系的話，呂不韋必然會愛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會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呂不韋有所依仗(包括呂不韋認為秦王政就是自己兒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會冒險與太后私通的，否則，一個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隱情，冒著生命危險與太后私通，讓人難以理解。

兩千多年的時間過去了，關(guān)于秦始皇身世的爭論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是不管秦始皇真的是皇室血脈，還是野合而生，絲毫影響不了秦始皇為歷史所做出的功績。中國有句古話“樹大招風(fēng)”，越是有影響力的人，便會出現(xiàn)更多的爭議。與其在這里討論這些野史八卦，還不如去研讀秦始皇的治國政策，或許能使我們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