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宣統(tǒng)新朝，留任而有實權的元老，只有一個年過七旬的慶親王奕劻了，掌管著各部之首的外務部。這與被僅僅當做圖騰而供奉起來的張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為四朝元老及少數(shù)參與了大清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權臣，奕劻在國際和國內都享有極大的知名度。遍查當時的西方報紙，PrinceChing(當時“慶親王”的普遍翻譯)的曝光度僅次于李鴻章、袁世凱和慈禧太后。

“國務活動者”之外，奕劻還以貪腐聞名全球。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

后世有人稱他為大清“首富”，雖未必盡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僅在匯豐銀行就有200萬兩白銀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當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聯(lián)想。

一個腐敗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貪官，為什么會在風云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從邊緣進入核心，并始終屹立在潮頭？這自然不是“紈绔”二字能解釋的。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變的狂風暴雨中展露無遺。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shù)明白人，奕劻堅決主張及早防止事態(tài)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軍事上的巨大麻煩。他的“右傾”言論，遭到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的“極左派”的反對。英國外交官在發(fā)給倫敦的報告中認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間，慶親王和大學士榮祿似乎已成為對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牽制作用的僅有的人物。”

載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奕劻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在此后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奕劻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

高喊著扶清滅洋的“極左派”們，最后留下一地雞毛，在八國聯(lián)軍的炮聲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爛攤子乃至不得不“賣國”的“臟活”，慷慨地留給他們本想誅之而后快的“漢奸”奕劻和李鴻章。在八國聯(lián)軍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鴻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禮遇的俘虜”，為明知不可爭的城下之盟而勉強一爭，其間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較公認的是，因為這一功勞，慈禧太后終其一生，對奕劻和李鴻章都是優(yōu)容有加。

尤為難得的是，無論是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及政變、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lián)軍入侵、乃至隨后轟轟烈烈的憲政改革，奕劻都表現(xiàn)出了絲毫不亞于恭親王奕60的開明姿態(tài)和靈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為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人保駕護航，成為致力于實踐和探索的“濁流”們(與崇尚空談的“清流”相對)的幕后支撐者。英國公使竇納樂甚至認為他是“推動中國政府(進步)的一個杠桿。”

奕劻的雙手，在推動改革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撈錢，高調地成為大清國的“首富”之一。晚清兩次以反腐敗的名義出現(xiàn)的臺諫風潮，矛頭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權色交易”。奕劻的兒子、商部尚書載振出差路過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楊翠喜，候補道段芝貴隨即用重金為美人贖身，獻給載部長。如果到此為止，無非是一段風流佳話而已。但不久，段芝貴便被破格提拔，一躍成了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立即上奏彈劾，認定是“性賄賂”。朝廷派了載灃等人去查，結果“查無實據”，趙啟霖反被革職，激發(fā)了御史們公憤，最后，趙被復職，段巡撫被免職，載部長主動辭職。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發(fā)難，彈章的題目就是《劾慶親王老奸竊位多引匪人疏》，火藥味很濃，震動朝野。江被責為“沽名釣譽”、“莠言亂政”，但處分僅是“回原衙門行走”，換個工作崗位，結果江干脆辭職，炒了朝廷的魷魚，一下子名動四海。御史們群起效仿，“不讓江氏一人獨為君子，訪查中外大臣劣跡，聯(lián)名入奏，以盡職責”，掀起了輿論監(jiān)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請假躲避。

其實，兩次反腐斗爭的背后，都有復雜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體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們其實也是為了保飯碗而絕地反擊。前一案，正值東北“龍興之地”改制設省，成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視為北洋的保護人和代言人)權力擴張的良機，即使沒有這起風流案，北洋也會想方設法將段芝貴等“自己人”頂上關鍵崗位，結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綻。后一案，則更是御史們的“自衛(wèi)”之戰(zhàn)：1909年成立了資政院后，都察院的彈劾監(jiān)督權被吸納，裁撤勢在必行，御史們只好冒險一搏，拿慶親王開刀。

最為吊詭的是，政治經驗顯然極為豐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斂和掩飾自己的貪腐形象。而且，還照樣圣眷不衰，不僅得到了“鐵帽子”，而且其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guī)定的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其實，到了奕劻這種已經“不勝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無大志。一個道德形象與工作能力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的下屬，對大多數(shù)的領導人來說，并非是件可以高枕無憂的好事。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級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yǎng)晦的不二法則。從這個角度看，奕劻的“首富”是非當不可的。

一場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使命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大貪官;而這位巨貪之所以貪得如此高調，卻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獲得政治上的安全感，這種看似荒謬的故事，卻正是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tǒng)朝改革的胎毒，滲透在血液之中，難以自行擺脫。

1917年，奕劻去世，宣統(tǒng)皇帝賜謚曰“密”，意思是追補前過，隱責其應對大清國的滅亡負責，仿佛多出幾個清官，或許就可以繼續(xù)“一統(tǒng)江山萬年清”。這無疑表明，丟掉了江山卻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貴胄，并沒有真正明白黃龍旗為什么不能繼續(xù)飄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