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雖說在政治上昏庸無能，但在藝術(shù)方面，卻是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富藝術(shù)氣質(zhì)而才華橫溢的皇帝，他廣泛涉獵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在書畫方面的造詣更是無與倫比的。

徽宗天資聰明，從小就對書畫情有獨鐘，到十六七歲時，已經(jīng)成為知名度極高的藝術(shù)家。即位前，徽宗經(jīng)常和駙馬都尉王詵、宗室趙大年(趙令穰)以及黃庭堅、吳元瑜等人交往。這些人都是當(dāng)時頗有成就的書畫高手，對徽宗藝術(shù)修養(yǎng)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史稱徽宗“能書擅畫，名重當(dāng)朝”，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歷代名書佳畫，臨摹不輟，技藝大進，成為當(dāng)之無愧的畫壇巨匠。其繪畫注重寫生，以精致、逼真著稱，其觀察生活細(xì)致入微，尤精于花鳥。宋人鄧椿在《畫繼》中稱贊他的畫“冠絕古今之美”，這種看法還是客觀公允的。

現(xiàn)存徽宗的畫比較多，其代表作有兩幅：一是《芙蓉錦雞圖》，絹本，描寫了花枝和禽鳥的動態(tài)，芙蓉把錦雞壓得很低，錦雞卻在注視著翻飛的蝴蝶，三種景象連在一起，構(gòu)成了興致盎然的整體效果。故宮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價格高達人民幣50余萬元;二是《寫生珍禽圖》，它是已知徽宗的作品中沒有任何爭議的精品，是徽宗創(chuàng)作成熟時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文物和收藏價值非常高，這幅畫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萬人民幣拍走。

徽宗不僅擅長繪畫，書法也有很高的造詣。其書法在學(xué)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礎(chǔ)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稱“瘦金體”。其筆勢瘦硬挺拔，字體修長勻稱，尤精于楷書、草書，狂草也別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灑脫，如疾風(fēng)驟雨，似驚濤駭浪，較楷書更為出色。“瘦金體”與李煜的“金錯刀”交相輝映，堪稱中國書法史上耀眼的雙璧。徽宗流傳至今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比較多，代表作有：草書《千字文》，作于政和二年，時趙佶41歲。

其筆勢奔放流暢，跌宕起伏，一氣呵成，頗為壯觀，絲毫不亞于唐代草書書圣張旭與懷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紈扇七言詩》，上寫有“掠水燕翎寒自轉(zhuǎn)，墮泥花片濕相重”14個字，其筆法婉轉(zhuǎn)秀麗，連貫如龍蛇，也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

徽宗不僅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書畫精品，還積極推動北宋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其中值得稱道的就是對翰林書畫院的重視。宋初以來，供職于書畫院之人與其他部門相比地位頗低，就連服飾也與其他部門同等官員不同。徽宗不僅建立、健全畫院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還相應(yīng)地提高了畫院的政治地位。崇寧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設(shè)立了專門培養(yǎng)繪畫人才的畫學(xué)，后并入翰林書畫院。畫學(xué)專業(yè)分道佛、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說文解字》、《爾雅》、《方言》、《釋名》等課程。畫院也有嚴(yán)格的考試，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詩句親自命題，諸如“竹鎖橋邊賣酒家”、“踏花歸去馬蹄香”、“嫩綠枝頭紅一點”，等等，精巧別致，頗具魅力和想像空間。

徽宗還經(jīng)常親臨畫院指導(dǎo)。據(jù)《畫繼》記載，宣和年間，徽宗建成龍德宮，特命畫院里的高手實地畫龍德宮的墻壁和屏風(fēng)。畫完后，徽宗前去檢查，唯獨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問這是誰的作品，隨從告訴他是新進畫院的一少年所作。

徽宗聽了很高興，不但賞賜紅衣料給這位少年，還連連稱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請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畫好，因為隨著四季、早晚的變化，花蕊、花葉完全不同。這幅畫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時候開放的，花蕊、花葉一點不差，故厚賞之。在旁的畫家聽了徽宗對這幅畫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與極具鑒賞力的評判，莫不嘆服。

還有一次，宮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樹結(jié)了果，徽宗特來觀賞，恰好見一孔雀飛到樹下，徽宗龍顏大悅，立即召畫家描繪。畫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刻畫，精彩紛呈，其中有幾幅畫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觀后說：“畫得不對。”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以。幾天過后，徽宗再次把畫家們召來詢問，但他們?nèi)匀徊恢裕兆谡f：“孔雀升高先抬左腿！”這時畫家們才猛然醒悟，這從一個側(cè)面也反映出徽宗觀察生活之細(xì)膩。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畫院和畫學(xué)取得了巨大成績，一方面培養(yǎng)了諸如張希顏、孟應(yīng)之、趙宣等一大批優(yōu)秀的畫家;另一方面開創(chuàng)了北宋繪畫的新境界，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里程碑。學(xué)術(shù)界有“北宋繪畫，實為中國最完美繪畫”的美譽，這與徽宗酷愛并重視藝術(shù)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圍有直接關(guān)系。

徽宗《夏日》詩徽宗在位期間，不僅禮遇畫院，還廣泛收集古代金石書畫，珍視藏書。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擄去徽宗的乘輿、嬪妃，他都未嘗動色，當(dāng)索要他館藏的書畫時，“上聽之喟然”。由此可見，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書畫。宣和年間，徽宗令人將御府所藏歷代書畫墨跡編寫成《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并刻了著名的《大觀帖》。這些對豐富繪畫理論和保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中國歷代帝王中嗜好收藏書畫并參與創(chuàng)作者不乏其人，但沒有人像趙佶那樣將個人對藝術(shù)的追求如此廣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社會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趙構(gòu)，在治國理政上沒有多少令人稱道之處，但也許是受他父親的影響，趙構(gòu)從小便酷愛書法，最終也成為宋代杰出的書法家。

像趙佶、趙構(gòu)這樣的父子皆為皇帝、大書法家的，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徽宗治國固然不得要領(lǐng)，甚至一無是處，但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他在中國書法和繪畫史上都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