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皇帝，正是他開創(chuàng)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動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到繁榮的頂峰，由于他的文治武功，歷朝歷代都視之為圣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對于他取得皇位的過程，卻有著各種各樣的傳說。在野史和民間傳說中，李世民是通過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殺死長兄李建成，逼迫父親唐太祖李淵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謂心狠手辣、殘忍暴虐。但在正史記載中，李世民在開創(chuàng)大唐的過程中勞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劃和組織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正史中的記載是否屬實？李世民繼位后有沒有為維護自身地位而篡改國史呢？這就要從大唐的創(chuàng)立過程說起。

據(jù)史料記載，李淵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淵家世顯赫，威望頗高，隋煬帝對他十分猜忌，而李淵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韜光養(yǎng)晦、深藏不露，雖然早有異心，卻一直按兵不動。此間由于朝廷橫征暴斂，連年戰(zhàn)亂，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處都是農(nóng)民起義，李淵趁機在亂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據(jù)地，開始覬覦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煬帝還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監(jiān)視李淵，在朝廷耳目眾多的情況下，李淵急需一個可靠的助手來幫助他。

溫大雅所撰《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是關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記載，而且他親自參與了起兵反隋的晉陽起兵，其記載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據(jù)此書所述，當時李淵身邊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為其他幾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所以他就將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想法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輕勇武、血氣方剛，自然是李淵最為得力的助手。

大業(yè)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淵受命南下鎮(zhèn)壓起義軍，北方突厥趁機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淵。李淵非常惱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邊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還在河東，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煬帝下令赦免李淵，讓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機會，李淵便不會輕易放過，他馬上通知建成、元吉，讓他們立即準備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東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晉陽拉攏強兵能將，下大力氣招攬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淵的女婿柴紹陸續(xù)到達太原。

大業(yè)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淵在晉陽命令劉文靜偽作了一份隋煬帝的敕書，在太原、雁門、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淵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劉武周南下汾陽宮(今山西寧武南)之機，以防備劉武周為名，下令募兵。與此同時，李淵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后顧之憂。在做好這種種準備之后，李淵終于起兵反隋。由于他準備充分，謀劃精密，加上兵多將廣，又個個驍勇善戰(zhàn)，所以一路上勢如破竹、威不可擋。他們很快攻破了西河城，進城后秋毫無犯，慰撫民眾，恢復舊業(yè)，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淵以李元吉為鎮(zhèn)北將軍、太原留守，負責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淵親領三萬人，誓師動兵，改易旗幟，開向關中，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推翻了隋朝的統(tǒng)治。

由此可見，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shù)年的苦心經(jīng)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chuàng)立的主要功勞應該在他身上。而一直以來“陰結豪杰”、勇而有為的李世民，是李淵得力的助手，是積極的配角。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事實卻發(fā)生了歪曲。

《舊唐書》記載，隋煬帝南巡江淮的時候，瓦崗寨農(nóng)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嚴重威脅到了隋朝的統(tǒng)治，李世民見有機可乘，便與劉文靜密謀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劃和安排，待欲起事時才告訴父親李淵。李淵聞之大驚，只是迫于當時緊急的形勢，已經(jīng)沒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強聽從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書》、《資治通鑒》都沿用了這種說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chuàng)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發(fā)生這樣的矛盾，與李世民奪取帝位后重修史書有關。李世民通過玄武門政變，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殺死了親生哥哥李建成，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道統(tǒng)和倫理的。為掩蓋這種殘暴的行為，為自己的登基確立合法性，李世民決定設置史官，撰修國史，于是下令創(chuàng)立了宰相監(jiān)修國史的制度，這就使史官很難做到秉筆直書，只能按統(tǒng)治者的意圖撰寫歷史。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再違例要求親看國史和起居注，并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