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長毛之亂”，李鴻章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絕對到不了朝廷大員的位置。他與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中興之臣”是通過“非正當”的渠道仕途高升的，應該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這樣的人物，到了官場中心之后，也蛻變為噤若寒蟬的動物。可見，還是生存空間與官場環境決定一個官員的素質。

李鴻章、曾國藩們在國內是一流的官員素質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國外，就根本失去了“優越性”。他們頂多是利益集團的佼佼者，而不會成為信仰集團的精英。所以，對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無濟于事的。

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國人在接觸李鴻章之后，認為中國素質很低，李鴻章是中國的上層，俄國人以為李鴻璋代表中國。而在國內，如此素質的官員已經算“杰出”與“優秀”。可見，當時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當李鴻章與袁世凱這樣在清政府里“優秀”的官員與世界發達國家官員對比時，且不論西洋，即便是東洋，也不在一個級別。

李鴻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甲午戰爭前，兩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馬關條約時，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說“是”。李鴻章為了少賠幾兩銀子，甚至對伊藤博文說出了甘居“養子”的可憐話(“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

曾經的對手，忽然間一方成為另一方的天敵，憑的是什么？

國家之道與首相的處世哲學決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鮮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后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這段對話儼然可為李鴻章所蒙受的“冤屈”開脫——甲午之敗，非李鴻章之罪也。而是“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導致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人解決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嗎？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分別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但結果卻是日本后來居上，洋務運動的首領俯首于明治維新首領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馬關條約》。

為什么會有這種結局呢？李鴻章所抱怨的彌漫于中國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舊勢力對近代化運動的阻撓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鴻章又算是哪種進步勢力呢？

我們不能拿敵國首腦的諛辭當做“真理”，關于李鴻章，梁啟超早有到位的評價——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勢摧枯拉朽之時，作為大國“總理”，卻在一個破屋子里，專注當一個裱糊匠。這種“人杰”，正如啟超所稱，為“庸眾中的杰士”，所謂“庸眾中的杰士”，畢竟還是庸才而已。

作為“改革總策劃”的李鴻章，其推行的洋務運動，只學技術不學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對“破房子”進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勢必被浩浩湯湯的世界潮流所淹沒。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響亮一記耳光，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

“國家太大，人心不齊”——這是一個國家堂而皇之不進步的理由嗎？只不過是抱殘守缺的庸官不作為的借口罷了。

看伊藤博文當年，明治維新前，反對改革的幕府軍何等猖獗，他們打得改革派西鄉隆盛大敗自殺，日本改革派隨時都有性命之憂，其艱難程度數倍于大清洋務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鄉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長州藩軍隊，繼續追隨大久保利通改革陣營，反對幕府統治，力主“開國進取”。終于取得最后的勝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動一步到位的變法維新。從而使日本迅速在亞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徹底性，豈是拖泥帶水的李鴻章所能比擬的嗎？

翻看《馬關條約》那段歷史，必須承認：李鴻章對改革的見識與膽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個檔次。以李鴻章的膽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會比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也要推進徹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勝利者面前，必須指出失敗者的殘缺。享用著勝利者諛辭的失敗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開脫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個失敗的輪回！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為不同，當然是與他們所處的內外環境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思想所決定的不同“物種”的巨大差距。

一個是封建官僚，一個是近代政治家，一個是舊地主階級，一個是新興資產階級，如此差距，豈不正環環相克，天敵俱現哉？

伊藤博文從思想上，已經完成了由一個開明“藩士”到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質變。明治年間的日本的一切進步的設施，可以說得均由他創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導“歐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維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戶孝允稱贊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開拓事業”。1872年，隨巖倉使節團在美國逗留期間，他在草擬的《奉命使節要點》的長篇意見書中說：“以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洲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于我國，將使我國民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發現與培養上，伊藤尤其顯露出與李鴻章迥然不同的新伯樂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資產階級教育體系，反對以“仁義忠孝為本，知識才藝為末”的儒學復辟逆流，堅決主張把“知識才藝”放在所謂“道德之學”的前面。

19世紀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歐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開化”，在日本開辟了“推行歐化主義時代”，力圖使日本在對外關系和文化上“脫亞入歐”。他“喜好洋風”，甚至帶領大臣舉行化裝舞會，自己裝扮成為威尼斯商人。盡管此事鬧得滿城風雨，一時傳為笑談，但從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開化”、轉移社會風尚方面一往無前、不遺余力。

當時世界的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這是近代化國家的根本國家之道。而晚清的國家之道只是被動地換湯不換藥，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種國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員，即便是洋務派，充其量也不過是具有一定資本主義意識的封建官僚，比起資產階級改革家來，差的不是一絲半毫。

雖然伊藤博文還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識，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憲政體”，與歐美近代民主政體相比，固然還相距甚遠，但畢竟推動了日本的質變——一個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開端。而裱糊匠李鴻章所致力的“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紀封建王朝的茍延。

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膽識。思想的局限，使李鴻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關于李鴻章的生存哲學與外交作為，常使我想起一個小故事——

某人賣母，語買者曰：此吾母也，汝當善待之。

嗚呼！已失大義而欲全小節，可乎？

李鴻章誠如賣母之人，已失大義而欲全小節，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體制下的首相哲學，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態哲學，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趨的家犬哲學。主人永遠是對的，這就是他們的價值觀與真理觀。彼時晚清的最高統治者是慈禧，李鴻章為國事可跟她據理力爭過一次嗎？她讓他打就打，讓他賣國就賣國。因為他深知，只有這個主子能確保他的官位。

當時的歷史時期，那個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國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變國家命運的政治家。而沒落的王朝，國家的需要和統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條軌道。

慈禧太后這個剛愎自用的最高統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務型奴才”，即“大勤務兵”，并不指望誰替她定國安邦。

李鴻章的出現，恰恰滿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國家需求。

庸相李鴻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務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鴻章一貫主張對外和平，避戰周旋，這既有別于“鷹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別與頑梗不化的“保守派”剛毅等大臣，茍延殘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與友邦周旋，忍國家之辱，負權貴之重。

清朝是中國官員最奴化的時代，大員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稱。朝廷用人講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為主子服務，什么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這直隸總督李鴻章，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簽了一個又一個，割地賠款一茬接著一茬，你以為他是“為國分憂”，其實他不過是“為太后分憂”，他就是“唯老佛爺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數跟大太監李蓮英沒有本質不同。

伯樂的眼界與需要，決定了所相之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這個“老大”是少謀寡斷的，或者英年有為的，那么她或許需要真正的人才為她開天辟地，但事實上，慈禧太后這個“老大”，既不有為，也不少謀寡斷，而是個“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固執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豈不拙拙怪事？！

一個庸奴，即便他表現得再怎么“敬業”，或肝腦涂地，或殫精竭慮，也注定成為不了“偉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獨斷”，這正是李最忌憚的，也是庸才與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鴻章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棄一切尊嚴，他給慈禧太后提供服務，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為主子忍辱分憂，卻不敢越雷池半步，

這位以“拼命做官”為畢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個虛無的東西。他絕不會用已經滿足的權力去冒“變法圖強”的風險。做事為了做官，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這就是李鴻章的“官本哲學”。

官僚與政治家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做事是為了做官，后者做官則是為了做事。前者沒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則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為李的天敵，除了客觀政治處境的不同，根本差異就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與封建官僚的距離。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對決，是一個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對付一個杰出的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家，乃圏中老狼與草原頭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戲規則下，草原狼戰勝羊圈狼是必然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