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智斗戴笠 戴笠不敢用又不敢殺中共地下黨

戴笠一面以殺頭相威脅，一面以高官相引誘。于炳然既不為所屈，又不為所動，憑借大智大勇，巧與周旋，使戴笠無可奈何。

他早年在英國加入共產黨，回國后從事抗日救亡、統戰和情報工作;他是一位傳奇人物：張學良認定他是大才;蔣介石親授他一項重要使命;他與以高官相誘惑、以殺頭相逼迫的戴笠斗智;他深受周恩來的器重與關愛;他最早站出來批判陳伯達，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說衛立煌，加速了遼沈戰役的勝利……

他就是于炳然，在對敵斗爭隱蔽戰線上，演繹了一幅傳奇、壯麗的人生畫卷！

一、在歐洲，同張學良從論政到相知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黑龍江省望奎縣人。1917年7月，16歲的于炳然考入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在校讀書期間，被推選為學聯主席，先后領導了反對軍閥吳俊陞和貪官耿之光的兩次學潮。

1923年，于炳然中學畢業后，被選送日本留學，恰逢東京大地震，在生死線上掙扎15天后，終于脫險歸國。1924年9月，他又考入國立北平法政大學。“五卅慘案”發生后，北京各大學為聲援上海學生的斗爭，舉行示威游行。于炳然是這次游行的組織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侵略者要在東三省強修鐵路，北平各大學東北籍學生，聯合起來組織“東北旅平學生路權保持后援會”，掀起聲勢浩大的護路運動，于炳然是總指揮、請愿總代表。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學畢業。后來，黑龍江省招考公費留歐學生，于炳然在考試中一舉奪魁，于1931年4月動身赴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研究國際問題。九一八事變后，他苦苦求索救國之道，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不久，他被選為中語組書記，領導著“反帝大同盟”等多個進步組織，開展抗日救國活動。

1933年春，張學良出訪歐洲。5月，到達羅馬。于炳然給他寫了封信，提出三個問題：一、東北之失，你以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準備收復東北？三、如想收復，將采取何種方法與步驟？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張學良的親筆回信。對方懇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國問題共同探討。對第一個問題，張學良說是因為當時東北建設的飛速發展，深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們迫不及待地侵占東北。對第二個問題，張學良的答復是肯定的，并說“沒有比張氏父子更早就與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殺死我父親、奪取我的防地，正是因為我們不再與之合作。國仇家仇，誓死必報。”對第三個問題，他說：“待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只要我們站在日本對立一方，就一定會打垮日本……”最后說：“不久將去倫敦，愿當面詳談。”

7月下旬，張學良到了倫敦，于炳然又寫了一封萬言長信，以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闡述了抗日救國方略，并駁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說。

兩天后，張學良托陳洪海約于炳然共進晚餐。這是一次朋友式的會面，同餐者只有陳洪海和張學良的兩個兒子。餐后，張學良說：“明天我去北歐參觀丹麥、挪威與瑞典，返回倫敦，再約你詳談。”

張學良由北歐回來，即約于炳然面談。張學良圍繞抗日救國提出一連串問題，于炳然仿佛面對一個老朋友，滔滔宏論達四小時之久。張學良傾聽后，說：“我很想了解一下社會主義的情況;如果你愿意，就作個準備，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張學良又約于炳然談話。他先說：“顏大使已有回電，蘇聯記了我1929年(指‘中東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這次出國，最想看的是四個國家——德、意與蘇、土。蘇聯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說：“據我了解，你確是個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倫敦讀書，我幫助你學費。但我希望你去蘇聯讀書，去后與蘇聯朝野人士好好聯絡。將來我們抗日，如能得到蘇聯的支援，那要比你帶十萬大軍作戰的功勞還大。”

10月，張學良又約于炳然會面。幾次長談，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同異，另一方面，張學良真誠磊落的品格、深沉的愛國之忱，留給他極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張學良來信，告訴于炳然，去蘇聯留學已辦成。于炳然把信寄給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不久接到復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二、蔣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于炳然來到了莫斯科，從事黨的建設工作，并在出版社做編輯。

1937年3月，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則消息，說西安事變后被囚禁的張學良已經恢復自由，將接洽重要任務。據此，黨組織交給于炳然一項新任務：回國幫助張學良鞏固東北軍。黨的關系，是到上海尋找潘漢年。

1937年4月，于炳然到滬，才知道《真理報》上那則消息是誤傳。他見到了潘漢年，后赴北平參加了“東北救亡總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宣傳部部長。

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倫敦時結識的朋友王芃生從南京打來的電話，芃生王說：“最高當局請你來南京。”

于炳然說：“你開什么玩笑？”王芃生說：“真的，與你談關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內蒙古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已經降日。原來，此前于炳然曾與王芃生談過內蒙問題，王芃生又與戴笠說到此事，戴笠向蔣介石建議由于炳然前去內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次日，戴笠親自乘車來接，到了國民政府軍委會，入一大會客室。等候的蔣介石站起來，面現微笑，與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發，說：“請坐！”

入座后，蔣介石問：“你是黑龍江人？”于炳然答：“是的。”

蔣接著問：“你到英國是怎樣去的？”于炳然答：“是考取公費留學去的。”

蔣再問：“你到俄國是張漢卿送去的？”于炳然說：“張將軍去歐洲考察，到倫敦時，我們見了幾次面。他建議我去蘇聯學習，又幫我辦了手續。”

蔣介石說：“聽說你對內蒙古問題頗有見地，想請你去華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見？”

于炳然說：“學生人微言輕，恐不足當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員，我可以同去幫助。”

蔣介石說：“你是不是人微言輕，只看政府對你是不是信任。如對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輕。必要時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幫助你，而不是要你幫助別人。一切詳細情形，去與戴雨農商量。”

于炳然說：“好，我當盡力。”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出蔣介石很重視德王反正。為了讓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會見。

載笠派孫殿英護送于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軍隊正激戰，炮火連天，無法前行，在當地滯留了二十多天。無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輾轉至青島，搭英輪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見到了在北平大學時的同學，時任德王駐北平辦事處處長的趙福海。趙建議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張家口向德王轉達于炳然此番的來意，必要時于炳然再去。于炳然把勸說德王的思路、策略詳細交代給他們。12月20日，二人回津，說已見到德王，曉以中華民族大義，分析了抗戰前途，勸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國軍與他的軍隊能夠銜接時。此時反正，徒遭損失。

這時，南京已陷落，敵焰十分兇狂，的確不是使德王轉向的好時機。

三、懸劍之下，舌戰戴笠

國民政府退到武漢，“東北救亡總會”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也轉至武漢。張學良被幽禁后，東北軍及東北人的問題，蔣介石都交給戴笠來對付，目的在于防止他們反蔣，并相機拉攏他們為蔣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談話。

戴笠開門見山地說：“炳然兄，咱們做個什么樣的朋友？普通朋友還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問：“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說：“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給你介紹幾個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

于炳然問：“雨農兄，你看我夠一個普通朋友，還是夠一個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說：“如果你僅夠個普通朋友，今天的話我就不說了。”

于炳然也笑著說：“我當然高興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變得有些詭譎，不緊不慢地又說：“不過這里還有個問題。你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干卓(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曾給我一封電報，其中說到你有四個優點：第一是富有國家與民族思想;第二是為人精明強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勞精神;第四是很重義氣。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傾，曾與王明有來往，恐系共產黨員。他的結論是：此人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

戴笠擲出“殺”字后，注視著于炳然的神色。見對方沒什么反應，他又做出微笑來：“我接到這封電報，曾很費思考。這樣一個好人，為什么會加入共產黨呢？我想不外他主張抗日，當時政府還未抗日。也許他是個理論上有修養的人，認為救中國的辦法，三民主義還不夠，必須共產主義。可他該知道中國并不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個‘用’字，沒想那個‘殺’字。據我的觀察，干卓說的你的四點長處，都是事實。因此我想，他說你‘恐系共產黨員’，也不會不是事實。現在這樣，你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你從未加入共產黨，或是脫離共產黨。只要這樣，我到委員長那里，以人頭擔保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來。”

于炳然從容不迫地說：“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會上鬧到人所不齒的地步？”

戴笠說：“當然不愿意。”

于炳然說：“假如我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我于炳然不是共產黨員;隨后，人家在《新日報》上登個反問啟事，說某某人聲明不是共產黨員，但誰說他是共產黨員了？無的放矢，何其無聊乃爾！或者再加幾句更挖苦的話，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說我的長處，我雖然愧不敢當，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說我‘恐系共產黨員’，這絕非事實。不錯，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張抗日救國，我愿意知道共產黨對于抗日救國的主張，所以接觸過。我可以給自己擔保。以你的權力，難道還怕我嗎？”他態度平靜，話中寓理。

戴笠聽了之后，沒有吱聲。最后勉強地說：“請你考慮考慮吧。”

戴笠一面以殺頭相威脅，一面以高官相引誘。于炳然既不為所屈，又不為所動，憑借大智大勇，巧與周旋，使戴笠無可奈何。

四、獲周恩來細致入微的關懷

“東北救亡總會”上屬中共中央長江局。1938年6月，周恩來指示，為適應新的形勢、加強統戰工作，由于炳然任“東總”秘書長。

1939年8月在重慶，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任設計委員、少將參議、敵情研究組組長。

1940年7月，周恩來決定讓于炳然撤回延安。于炳然向“戰地黨政委員會”提出前往東北挺進軍視察，獲李濟深批準，讓他攜帶副官、秘書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問他：“于炳然去東北挺進軍干什么？帶什么人去？”于炳然約于毅夫同去八路軍辦事處見周恩來，報告了上述情況。

周恩來問：“炳然，你對此有什么考慮？”

于炳然說：“可否去見戴笠，表示向他辭行，看他怎樣。”

周恩來點了點頭，說：“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態度。”

戴笠見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樣趨前握手，獻煙獻茶。于炳然說：“最近我要去馬占山將軍那里，雨農兄有什么事沒有？我可以代辦。”戴笠說：“沒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盡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煩，你給我來電報。”

恰在這時，傳出消息：與于炳然同做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設計委員、又同是被李濟深派出的陳希周，行至浙閩交界處，被特務暗殺了，同行人一同遇難。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鄧穎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來說：“從戴笠的性情來說，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備他這是放煙幕彈，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計由重慶到西安不成問題，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后，要去辦事處見林老(林伯渠)，請他多加幫助，商量好安全辦法再北去。”

于炳然點頭應諾，心中深為周恩來的真切關懷而感動。

五、批判陳伯達慘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報部任職。他可回到家里了，滿腔熱情地開展工作。

陳伯達此時是政研室主任。于炳然發現，陳著意培植自己的勢力，拉攏親信，擠壓、欺負持不同意見的正直同志——這實在有損于黨的形象。于是，他給任弼時寫信，指出陳的領導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料到，這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風運動開始后，陳伯達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舊階級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發現該文歪曲了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方針，對運動造成誤導。7月23日，《解放日報》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陳伯達同志》一文，逐點分析了陳伯達的原則性錯誤，還不客氣地指出陳的多處理論失誤。

陳伯達又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為自己辯護，最后幾句話更是鋒芒畢露：“在整風運動中，每個同志都著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這些上面多關照—下自己。于黨、于己、于人都是會有好處的。”

不久，于炳然禍從天降。那時，康生與陳伯達已相當“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部長、調查部部長等數職，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他在《搶救失足者》報告中，公然信口雌黃：“‘東北救亡總會’是紅旗特務機關……于炳然準備好人，準備好槍(指與炳然同來延安的副官、警衛員及他們的佩槍)，要與胡宗南里應外合，包圍邊區，進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慘遭各種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來回到延安。得知于炳然和“東總”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說：“怎么能這樣搞法呢？‘東總’是我們黨的外圍組織，哪有什么‘紅旗特務機關’？一定要甄別。”他證實了于炳然從事統戰、情報工作的經歷、貢獻及撤回延安的情況。但康生對周恩來的指示，用拖延戰術頂著不辦。兩年后，周恩來聽說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從重慶發回電報，于炳然這才恢復了自由。

六、赴東北密說衛立煌

1948年10月，在遼沈戰役的決戰階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陽做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的工作。

一天，衛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寫：“俊如兄如面：分別數載，甚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時在‘大鴻運’一見。弟炳然。”

晚上，衛立煌換便裝來到“大鴻運”。在一個豪華餐室，他們先是一番敘舊。飲酒中，于炳然問道：“聽說老蔣調杜聿明當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為如何？”

衛立煌說：“憑良心講，杜聿明還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侖的說法，兩個優秀的司令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愚蠢的司令。他這一來，也許要壞事。”

于炳然點點頭，又問：“俊如兄認為目前東北局勢如何？”

衛立煌嘆了口氣，說：“當局指揮無能，共軍攻擊甚猛，東北局勢勝負難卜啊！”

于炳然單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勢，東北四十萬國軍，根本逃不出共軍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衛立煌直愣愣地望著他。

“濟南吳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衛立煌知道，于炳然說的是上月濟南戰役中守衛機場的吳化文率部起義的事，于是笑問：“炳然兄莫不是來當說客的？”

“哦，我這全是為俊如兄和幾十萬國軍弟兄著想。”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勢難違啊，何必跟著老蔣當殉葬品！”

衛立煌聽了，雙眉緊蹙，陷入思索。

兩人一直談到深夜……這次談話某種程度上使衛立煌發生了變化。蔣介石一次次嚴令他盡快打通沈錦路，將沈陽主力撤到錦州，但他并未從命。蔣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轟出家門。他暗暗“消極避戰”，這加速了遼沈戰役的進程。

于炳然此行，不負使命，為加速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參加了北平、南京、重慶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后至西南地區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當政務院根據周恩來指示通知調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時，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慶，年僅49歲。黨組織給他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黨對敵斗爭隱蔽戰線上杰出的戰士”的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