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相李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乃至大秦帝國建國伊始的整章建制中可謂立下了大功。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也是非常出名的政治家。可是李斯卻死于一個“貪”字。正是李斯之貪，釀成了激蕩史書的沙丘之變;正是沙丘之變，致使秦帝國一統中華之偉業二世而終。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秦代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是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司馬遷在史記中有《李斯列傳》。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為郡小吏，后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后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采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后，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并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墻，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

李斯年少時，見廁中鼠食不絜，數驚恐于人犬;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李斯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將人生價值完全定位在類似倉鼠的社會地位和物質享受上，將追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作為最大的人生目標。

正是由于這種“老鼠哲學”的驅使，李斯師從荀卿學習帝王之術，企圖通過從政來實現這種畸形的人生理想。完成學業后，李斯以為楚王不足輔佐而拋卻故國，認為六國皆弱必無可建功，遂西向入秦。辭于荀子曰：“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再次將支配其一生的“老鼠哲學”詮釋得淋漓盡致。知徒莫若師，荀子對李斯看得十分透徹，雖然李斯才具超人，但也必將為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價值觀所累。《鹽鐵論·毀學》記載：“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而荀卿為之不食，睹其罹不測之禍。”荀子的擔憂不幸成讖，沙丘之變李斯的錯誤抉擇，正是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老鼠哲學”的必然外化。

公元前210年七月酷暑，秦始皇贏政暴崩于沙丘平臺(現河北廣宗境內)，令長子扶蘇到咸陽主持葬禮并繼承皇位的詔書連同國璽被中車府令趙高所扣留。當時知道始皇已崩的僅有少子胡亥、李斯、趙高及寵幸的宦官等五六人。因為趙高與胡亥的師生關系，便聯合起來策反李斯共同篡改詔書立胡亥為帝。李斯雖身為丞相，但在趙高的游說下，為了保住相位榮華和子孫富貴，居然放棄了存亡安危的丞相職責，匍匐在個人私利的腳下，以帝國丞相之尊，任由小小的中車府令趙高擺弄于股掌之間，殺扶蘇，立胡亥，禁絕君臣，指鹿為馬，肆意妄為于廟堂之上，干戈四起于郊野之間。

貪一己之私利，枉相國之重責，置社稷存亡于不顧，卻國家安危于罔聞，李斯誠可謂史上之巨貪大蠹。然李斯固不容于趙高，秦二世二年七月，為趙高構陷而腰斬咸陽，并夷三族。嗚呼，李斯欲求長保而禍猝至，欲得富貴而身先死。翻開歷史，貪官下場大多如此。李斯身陷囹圄之時，痛悔沙丘之謀，欲上書二世，自列七宗大罪，實則羅列了他在秦帝國建立和發展過程中作出的累累功勛。然趙高使人扣壓不奏，“囚安得上書？”平心而論，論李斯的才具，論李斯的功績，當為曠世之奇才，秦國之元勛。然成秦帝業者李斯，毀秦帝業者亦李斯。考量李斯身亡族滅的成因，在于其始終將個人私利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

處死李斯時，與其中子一起綁赴刑場，李斯回過頭來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遂相向大哭。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真不知道，此時的李斯是否反思過其真正的死因，是否反思過支配他一生的“老鼠哲學”。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評論他，持利祿之重，阿順茍合。李贄認為：李斯殺人眾多，應受此報。自是亢龍之悔。然，斯，龍也;高，蛆也。后人以兩人同傳，冤哉。不論是沙丘之謀，還是腰斬于市，都不能有損于一代名相的聲譽，自有歷史評價。但是只因為一個貪字，使得一代名相的名聲降低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