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臥龍”鄭孝胥 終身與民國為敵的大清遺老
鄭孝胥（1860-1938），字蘇戡，一字太夷，號海藏，福建福州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書法家。清光緒八年（1882）中舉人，歷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遺老自居。后晚節不保，1932年任偽滿洲國總理兼文教部總長，1935年下臺。
鄭孝胥之得名也，不以書，復不以詩，世獨以善書工詩稱之，斯固然也。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數數預謀，實一政客也。——陳灨一
認賊作父鄭孝胥，甘做牛馬殷汝耕。——偽滿洲國時流傳的諷刺鄭孝胥和殷汝耕的對聯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清廷起用賦閑在家的端方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赴川平息風潮。端方尋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難測，九死一生。面對這飛來橫禍，他想到一人，于是數次致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懇請派這位名士相助，并聲稱“非賴公毅力熟手，難赴目的”。
端方愛才，盛宣懷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將其長留身邊，“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見盛對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臥龍”之譽的閩人鄭孝胥。
多才多能
1910年，滿族飽學之士金梁曾撰詩一首，贈予鄭孝胥，曰：“久聞諸葛大名垂，筆法乃同兵法奇。偶見臥龍一鱗爪，蘇龕墨寶海藏詩。”不難看出金對鄭之才藝能力極為推服。
不妨先說說鄭的才藝。清末詩壇，“同光體”大行其道，鄭孝胥便是其中之執牛耳者。詩評大家陳衍評價鄭孝胥之詩：“以精思銳筆，清鑠而出，故其廉悍沈摯處，較勝于蘇（軾）陸（游）。”就連一向自視甚高的晚清大吏張之洞，也不得不嘆服鄭詩“自明以來皆不能及也”。看來其詩作造詣之高不是蓋的。
鄭孝胥不僅工詩，而且善書。時人曾點評：“近世書家，已自成體格者，厥惟鄭蘇龕。其書初學柳誠懸，后參以黃山谷，瘦硬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一次，張之洞六十大壽，兩江總督劉坤一打算送一副壽聯。如此千載難逢之雅事，自當由書法名家代筆，而劉大帥心目中的不二人選恰是鄭孝胥。據說辛亥后，鄭隱居海藏樓，以鬻字為生，每字值白銀十兩，且不打折，更無酬賓優惠。而當時在北大、清華做教授，工資也不過二三百兩。鄭隨意兩筆，就趕上教授們半個月工資了。
同時，鄭的處事能力也絲毫不遜于其才藝。1903年，廣西“匪亂蜂起”，岑春煊奏請以四品京官調鄭孝胥任廣西邊防督辦。鄭深諳“不戰屈人之兵”之妙，經過縝密考察，采取要隘設伏、撫慰民眾的策略，“自是梟目擁眾跳竄邊內外者略盡”。
鄭孝胥曾言：“辦大事者以善用財為第一要著。”1896年，張謇與人合辦紗廠。至于如何簽訂合同，才能避免合資當中出現麻煩糾紛，張拿不定主意，一籌莫展。后來他還是向鄭孝胥咨詢，鄭不僅替他擬稿，還搭上一條妙計，張謇聞之連連點頭“稱善”。
詩書雙絕，能帶兵，懂理財，如此全面之素質，也難怪鄭孝胥睥睨群倫、顧盼自雄了。
待價而沽
鄭孝胥曾對人講：“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為。”其抱負的確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鄭屢屢同平步青云擦肩而過。1897年，張之洞舉薦鄭出任洋務提調，以便參與維新事業。誰成想戊戌變法百日而夭，鄭孝胥空懷一身本領，無處施展。十年后，恰逢“丁未政潮”，鄭孝胥是瞿鴻禨、岑春煊與奕劻、袁世凱兩派都極力爭取的對象。鄭若倒向奕、袁一方，本有望出任東三省巡撫一職，但他對袁素無好感，加之也不看好瞿、岑一派，故選擇沉默旁觀，其晉升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官場失意，鄭孝胥并非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憲運動。1906年底，上海一撥名流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公推鄭孝胥為會長，“狀元爺”張謇屈居其后為副會長。在鄭的主持下，“預備立憲公會”成為全國最大規模的立憲政治團體，其活動搞得如火如荼、有聲有色。
然而，鄭之志向豈在組織大家搞立憲？這只是他以退為進、觀望時局的權宜之計。到了辛亥年，機會終于來了。1911年，清廷任命鄭為湖南按察使。說實話，這職務對鄭而言，本無太大吸引力。不過經端方和盛宣懷的運作，朝廷給鄭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馬上任，湖南巡撫一職也會盡快給他落實。
面對如此誘惑，一意仕進的鄭孝胥，自然選擇了接受。此時，上海各報對鄭孝胥意見很大，不斷攻擊他為政府收買，從立憲派變成清廷的能吏。
高開低走
上任伊始，鄭孝胥頗躊躇滿志。6月20日，借入朝謝恩之機，鄭迫不及待向載灃進言，“痛論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策”。或許是覺得鄭的建議很給力，“攝政王屢頷，甚悅”。不久，《泰晤士報》也發表社論，認為“中國直省大員中，其辦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稱為優美明達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態度者，蓋久已寂寂無聞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員，抵掌而談，發揮所見，聆其議論，洵不愧為優美、為明達、為政治家也。此某大員即新任湘藩鄭蘇戡。”可謂極盡溢美之詞。一時間，鄭儼然已是扭轉頹勢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10月11日，鄭孝胥在京得知武昌起事的消息。12日中午，盛宣懷邀鄭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載澤府第吃飯。鄭孝胥向載澤提了四點建議：一、以兵艦速攻武昌；二、保護京漢鐵路；三、前敵權宜歸一；四、河南速飭戒嚴，更請暫緩秋操。
當天夜里，鄭孝胥得到湖南巡撫余誠格電報，表示已派遣防營往武昌，防止革命黨入湘。鄭孝胥心緒稍安。
此時的鄭孝胥當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牽掛長沙的家眷安危。10月20日，鄭孝胥便收到內閣催其上任的通知。10月25日，徘徊再三的鄭孝胥登上開往天津的火車。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輪船。
也許鄭孝胥此生注定無緣做大官。途經上海時便聞長沙已失，道路不通，只好滯留滬上，躲進海藏樓做寓公。顯然，若無辛亥革命，鄭孝胥仕途將一馬平川、飛黃騰達，直至總督開府也并非沒有可能。正當官運亨通、炙手可熱之際，卻被革命一盆冷水當頭澆下，斷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總被無情惱，你說鄭孝胥能不窩火嗎？然而畢竟已是無位無權，他只得在日記里發泄一下個人的郁悶：
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
就這樣，鄭孝胥以前清遺民的姿態迎來數個春秋更替，送走幾度寒暑輪回。他看著袁世凱由大總統到洪憲皇帝，再終至眾叛親離、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張勛率領辮子軍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復辟丑劇……
終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國亂象的鄭孝胥在日記里寫下這么一句：“余與民國乃敵國也。”這或許便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