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日本最高機密“田中奏折”是誰搞到手的

著名而又充滿神秘色彩的《田中奏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最高機密。但就是這個被層層把守、深鎖皇宮，且多國情報人員覬覦的、謎一樣的“奏折”，竟然披露于中國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上。這則新聞無異于向全世界放出了一顆定時炸彈。1927年4月，日本擴張主義者、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田中義一出任日本內閣首相。剛剛走馬上任，他就開始了征服中國的計劃。6月底，由他主持召開了一個以積極侵華政策為主題的所謂的“東方會議”。會議進行了十一天，此會內容絕對保密。最后由田中義一發布了一個《對華政策綱領》。

由于當時日本的擴張主義政策能直接影響到世界戰爭的形勢，因此，“東方會議”把整個世界都給震驚了。蘇聯、美國都在揣測，日本到底想要干什么？為了弄清楚“會議”內容，歐洲、亞洲和美洲等許多國家的情報部門都積極行動起來嘍。可就在這個時候，又一個足以炸了翻鍋的消息傳了出來，說是田中義一在“東方會議”后，寫了一份秘密奏章呈給日本天皇，即《田中奏折》。在這種情況下，美、英、蘇、中等國便將焦點轉向了該如何獲取“奏折”上邊來。不夸張地說，那時，僅美、英、蘇等國派到日本東京打探“奏折”消息的探子就達到了兩千多人。但耗時一年多也一無所獲。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被歐、美國家看不上眼兒的中國，居然在1929年的12月放出了一枚足能讓世人目瞪口呆的炸彈，在中國的《時事月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公開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內容。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誰有如此大的膽量和驚人的智慧，把這份絕密材料搞到手的呢？原來，在日本東京呢，有一位名叫蔡智堪的華人富商，他從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畢業以后，就于日本、南洋一帶做生意。因為他從來就不差錢兒，所以呢，經常和日政界的高官來往。首先要說明的一點，他是個非常愛國的商人，從早年的時候，就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投身革命運動，做了很多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事情。而且，他還與張學良的外交秘書王家楨先生是好朋友。以前許多來自日本高層的情報，都是他通過王家楨無償地提供給張學良將軍。

1928年6月，王家楨給蔡智堪寄來了一封藏匿在特制的糕點里的密信，他請蔡想辦法把《田中奏折》搞到手。這可是日本的最高機密材料呀，哪有那么容易得手啊。怎么辦呢？經過慎重考慮，他打算利用日本政黨之間的矛盾來玉成此事。那個時候，日本政界有兩大黨派，一個是政友會，主要控制在以田中為代表的軍國主義者手中，另一個是民政黨，一些元老派是支持、同情民政黨的。兩派斗爭是非常激烈的。元老派很是反感田中的那一套做法，因而總想從中搞些破壞活動，他們認為，如果有其他道上的人插手，把田中的機密泄露出去，當然再好不過了。

蔡智堪摸清了日本政界內部的情況之后，就按計劃行動了。他通過自己的朋友，日本前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的引見，認識了元老派的代表人物牧野伸顯，并答應他一定把絕密材料公布于眾。于是，一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驚險行動開始了。6月的一個深夜，蔡智堪化裝成補冊工人，潛入戒備森嚴的皇宮，由牧野伸顯的小舅子山下勇領路，直奔皇室書庫。然后，他用透明的繪圖紙蒙著田中的奏章上，用鉛筆描出，花了兩個晚上，終于把長達六七十頁的《田中奏折》抄錄了下來，及時地交到了王家楨的手中。王家楨接到文稿后，立即組織翻譯并呈報張學良，這才得以公諸于世。后來，日本政府調查這件事，蔡智堪因此被捕入獄。他的私宅也被強占，同時還沒收了他價值可觀的個人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