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如何打敗日本：讓朝鮮人感恩了兩百年

明朝萬歷年間的援朝抗倭戰(zhàn)爭，是一場對東亞的政治軍事格局有著深遠影響的國際戰(zhàn)爭(對于這場戰(zhàn)爭，朝鮮稱為“壬辰、丁酉倭亂”，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公元1590年，豐臣秀吉(1537-1598)統(tǒng)一日本，遂于1592年4月進攻朝鮮，勢如破竹。應朝鮮政府之請，明軍自7月起陸續(xù)入朝抗倭，并于1593年1月贏得平壤戰(zhàn)役的重大勝利。但不久，由于主帥輕敵致敗。其后，雙方基本停戰(zhàn)，進行和談。公元1597年初，豐臣秀吉復派兵侵朝，同年秋被明軍擊敗，退守半島南部沿海狹小地帶。此后，雙方互有勝負。次年秋，豐臣秀吉病死。明、朝軍民最終取得勝利。

事實證明，日本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fā)動了一場錯誤的戰(zhàn)爭”。然而，歷史真相并非如我們所說的那么簡單，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解析這場戰(zhàn)爭的時候，發(fā)現(xiàn)其實我們贏得并不輕松。以下，本文將以明、朝方的最高決策者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1563—1620)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和處理為線索，分析其在戰(zhàn)爭中的決策失誤及其原因，以此讓更多的人更深刻地了解這場戰(zhàn)爭的來龍去脈，也更深刻地了解當時明朝的內政外交情況。明朝的教訓倘能為國人所借鑒，則筆者將深感欣慰。

一、戰(zhàn)爭前——無視情報，疏于防范

歷史證明，豐臣秀吉妄圖侵略朝鮮和明朝的圖謀由來已久。早在1578年，豐臣秀吉尚是日本最大的封建主織田信長的部下，就曾向主子進言：“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為皇國之版圖。”織田信長死后，豐臣秀吉成為日本權臣，終于在公元1590年完成了日本全國的統(tǒng)一，多年的戰(zhàn)火熏陶，使其野心不斷膨脹，同時，也為了平息國內封建領主對土地分配不均的不滿，可能還有打開中國門戶與中國進行商業(yè)貿易的企圖，終于，在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下令出動陸軍16萬，海軍近1萬直指朝鮮半島。戰(zhàn)爭初期，朝鮮軍陣陣潰退、節(jié)節(jié)慘敗，不到兩個月，朝鮮國土大部分已經(jīng)淪喪。潰敗到如此地步，難道明、朝方面不知道倭人的陰謀以至于毫無防范嗎？非也。

山雨欲來風滿樓。1590年至1592年3月間，豐臣秀吉為了準備侵略戰(zhàn)爭，大肆增加兵員、儲備軍糧，還征集、建造了千余艘艦船。豐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及擴軍備戰(zhàn)的消息，很早便由在日華人傳到了明朝。這位華人名叫許儀俊，原為福建人，后被倭寇擄至日本，當時他正在日本為日本貴族治病，所以能得到消息，然后他立即派人于1591年2月(另一種說法是3月)將消息送達福建地方官員。地方官員不敢怠慢，立即奏明神宗皇帝。遺憾的是，對于華人冒死送來的密信，神宗并不重視，只是簡單地批示：“由兵部跟朝鮮國王聯(lián)系。”同時，慣例性地責令沿海官員加強防備。

1591年春，極度狂妄自大的豐臣秀吉致書琉球國王尚寧：“我將于明年春天進攻朝鮮，你也需要率兵前來與我共同戰(zhàn)斗。倘若不聽從召喚，我將先滅掉你的國家。”當時琉球尚是明朝的藩屬國。尚寧接書后大驚，于當年4月向神宗告警。幾乎與此同時，身在琉球的中國商人陳甲也得知豐臣秀吉的企圖，設法報告了明朝政府。然而，神宗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其后，朝鮮兩次派使者趕赴北京向神宗匯報日本侵朝、侵明的企圖，神宗除了贊揚朝鮮國王對明朝的忠順之外，就是賞賜銀兩、物品，不但自己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預防措施，就連督促朝鮮整飭軍備、防御倭寇的只言片語都沒有。在神宗看來，小小的蠻夷島國，進犯天朝，豈非以卵擊石！

于是，當日軍大舉向朝鮮開進之時，不但神宗仍在醉生夢死之中，就連朝鮮朝野上下，也仍是一片歌舞升平。戰(zhàn)前缺乏防范意識，自然不會有任何有效的軍事部署，敵人突然出現(xiàn)，“二百年不知戰(zhàn)事”的朝鮮猝不及防，一觸即潰自然在情理之中。

二、出兵決策——反應遲鈍，貽誤戰(zhàn)機

朝鮮遭災，國王立即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明廷震動，神宗也在第一時間征求臣僚的意見：援還是不援？明廷分成了對立的兩派。

主張出兵者以兵部尚書石星(戰(zhàn)爭開始后轉而主和，成為主和派的代表)、大理寺卿宋應昌、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以及呂坤等人為代表。他們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認為日本以多年戰(zhàn)爭積累起來的軍事資源，興發(fā)全國兵員，必定不止要奪取一個朝鮮那么簡單，其實質必然是想侵略大明，所以，“救朝鮮實為自救”，于是，積極出謀劃策。彭好古提出了御倭的上中下三策：“迎敵于外，勿使入境，此為上策;拒之于海，勿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天津、淮陽之間，而后御之，是無策矣。”呂坤非常明了地指出：“倘若日本占有朝鮮，不但在地理上威脅北京，割斷我們的漕運路線，且日本可以利用朝鮮的人口、資源，強大自己，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出兵朝鮮，并力東征。”但是，以兵科給事中許弘綱為代表的一批人卻反對出兵援朝。在他們看來，當年小規(guī)模倭寇侵犯東南沿海，給大明帶來的麻煩就夠大了，而今天倭人侵朝，可是正規(guī)軍大規(guī)模出動啊，兩個月就基本搞定朝鮮，其實力可見一斑，且明朝正在對西北用兵，國庫空虛，所以，如果大明出兵援朝，實在難以說有取勝的把握。許弘綱就說：“藩屬國只是天朝的護衛(wèi)。只聽說藩屬國給天朝當衛(wèi)兵，沒有聽說天朝給藩屬國當衛(wèi)兵的。朝鮮雖忠順，然而自己不爭氣，國王治國無方，敵人一來就望風逃竄，國家已經(jīng)土崩瓦解，還有什么值得救援的？某些大臣想在外國立功以流芳千古，希望陛下不要受到他們的蠱惑。”

兩派各執(zhí)己見，相持不下。作為皇帝股肱的內閣大學士們，吸取張居正生前權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訓，凡事依違期間，誰都不敢出頭。神宗也猶豫不定，拖了兩個多月，遲遲無法定奪。鑒于朝鮮戰(zhàn)局日益惡化，朝鮮國王又多次派出求救使者，在石星、宋應昌等人的一再要求下，神宗才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救援舉措。7月，神宗終于決定出兵援朝，但決心并不大。明知日本傾巢出動，而神宗只派了一名中級軍官率兩千兵馬前往平壤，隨后，又派兩三千人渡過鴨綠江增援。這幾千人馬很快遭到挫敗。消息傳到北京，朝議為之震動。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絕大部分朝臣終于被逼達成出兵援朝的共識。神宗遂以宋應昌(1536—1606)為經(jīng)略，抽調正在寧夏平叛戰(zhàn)場的東北名將李如松(1549-1598)為提督，率大軍4萬3千人東征。經(jīng)過充分準備，12月，明軍渡過鴨綠江，浩浩蕩蕩開赴平壤。

4月14日，日軍在釜山登陸，隨后勢如破竹，朝鮮已經(jīng)危在旦夕，而神宗卻拖到7月才派少許兵力入朝救援，足足拖了3個月。如果從12月李如松率大軍入朝參戰(zhàn)算起，那么明朝參戰(zhàn)距離戰(zhàn)爭爆發(fā)已達8個月之久。神宗反應之遲鈍，令人咋舌！

三、戰(zhàn)爭中——戰(zhàn)和猶豫，政策游移

1593年1月7日(一說是8日)，經(jīng)過周密部署，明軍進軍平壤，與日軍的精銳部隊3萬人遭遇。經(jīng)過慘烈激戰(zhàn)，明、朝聯(lián)軍成功奪回平壤。此戰(zhàn)共殲敵1萬余人，俘虜、逃散無數(shù)，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的戰(zhàn)局。隨后，在明、朝軍民的一致努力下，朝鮮國土大部分獲得光復。得知李如松初戰(zhàn)大捷，神宗大喜，勉勵李如松繼續(xù)奮戰(zhàn)。但是2月27日，李如松輕敵冒進，在碧蹄館(王京附近一個驛站)遭伏擊，損傷慘重(明朝說損失3千，日本說是上萬，而朝鮮方面記載明軍投入戰(zhàn)斗的只有4千人左右)。盡管明朝軍隊銳氣受挫，但精銳尚存，且很快得到新的補充。相反，日軍雖取得小勝，但水土不服，被朝鮮義軍襲擊，糧倉又被李如松派兵燒掉而陷入困境。可惜的是，明軍不敢進攻，白白喪失戰(zhàn)機。

明軍在碧蹄館戰(zhàn)敗的消息傳來，神宗對日本的態(tài)度開始動搖。雖然朝鮮國王極力要求復仇，但明朝內部以石星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風，神宗遂開始與日本和談。和談從1593年3月起，前后拖延了近4年。1593年5月，應明、朝方的要求，半島上的日軍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帶，神宗估計日軍不會再有大的軍事活動，遂下令大部分明軍在1593年8月回到國內，只留下1萬人駐守。然而，豐臣秀吉卻不斷地利用和談時間補充兵力，運送武器給養(yǎng)，積極籌劃再戰(zhàn)。

和談中，明朝與日本的封貢問題頗為重要。日本既要封(即冊封豐臣秀吉)，又要貢(即進貢。按照慣例，對于來天朝進貢的外國使臣，天朝需要給予更為豐厚的回報，并允許其在某地進行自由貿易)。當時代替了宋應昌的總督顧養(yǎng)謙上疏，請神宗同意封貢，而明朝對倭寇在東南沿海的滔滔惡行記憶猶新，因此絕大多數(shù)大臣主張只封不貢。面對兩種意見，神宗起初也舉棋不定，最后同意支持后者。是年冬天，明朝使臣抵達日本大阪，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

日方如何應對？這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豐臣秀吉聽說只封不許貢，便勃然大怒，摔詔書于地，并怒逐明朝使臣。但使臣回國后卻說豐臣秀吉接受了冊封并同意和談條件。另一種說法是：當時因為戰(zhàn)爭準備沒有完成，盡管豐臣秀吉十分不情愿，但也只能忍氣吞聲地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冊封，并款待使者。此時，明朝的遼東官員已經(jīng)知覺豐臣秀吉蠢蠢欲動，并向神宗作了報告。然而神宗卻非常天真，他以為冊封之后，日本就會從朝鮮撤軍，于是，他只是督促朝鮮國王“搞好自己的內政，對日本作一些讓步”，便以為萬事大吉了。

1597年1月(一說是2月)，當駐遼守軍和朝鮮來使幾乎同時向神宗報告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時，神宗才發(fā)覺和談已經(jīng)失敗。日軍來勢洶洶，援還是不援？朝臣再次分為對立的兩派。反對援朝的一方認為當時內政混亂，民生疲敝，實在無力進行大規(guī)模國際戰(zhàn)爭，且5年前東征的士兵已經(jīng)盡數(shù)撤回。當初南兵撤離時，還因朝廷拖延賞賜，發(fā)生了士兵鼓噪被殺1300人的重大事件，所以若再論出戰(zhàn)，士兵必然意見很大。御史周孔教等人則針鋒相對，指出朝鮮與遼東接壤，在我臥榻之側，出兵朝鮮，不但關系朝鮮命運，且關系我明朝安危，即使花費再大，犧牲再多，也義不容辭。最后，神宗拍板：倭寇背信棄義，罪不容誅，7萬大軍開赴朝鮮(日本方面認為援朝明軍為14萬左右)。

明軍再次入朝之時，由于日本12萬陸軍進展迅速，朝鮮已經(jīng)再次喪失大片國土，不但朝軍無法與明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就連糧草都無法向明軍提供。而當時首批入朝的明軍僅有3萬，就在這種艱難形勢之下，明軍起初還是收復了一些失地。神宗聞訊，下令嘉獎。不料嘉獎令還未送到前線，明軍即在蔚山戰(zhàn)役遭到慘敗。

1598年正月，明軍全部撤退至王京，朝鮮戰(zhàn)事再次陷入了相持局面。盡管朝鮮水軍在李舜臣指揮下逐步掌握制海權，但陸上雙方仍是拉鋸戰(zhàn)，互有勝負，均未有決定性意義。于是，北京城內的大臣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爭論：有的認為師久無功，國庫告罄，且擔心國內空虛，讓奸人有機可乘，遂提出撤兵，內閣首輔趙志皋甚至還開始張羅和談;有的堅決主張安內先攘外，支持繼續(xù)積極進剿，摘取戰(zhàn)爭的最后果實。神宗再度失去判斷能力，這無疑會影響到前方將士的斗志。幸好，就在1598年11月，福建巡撫金學曾奏報豐臣秀吉已死，預言日本國內將發(fā)生內亂，建議乘機征討。同時，兵部的總結也向神宗顯示：往年碧蹄館之敗后我方停止進兵，絕對是一次錯誤的決策，它使我方失去了轉敗為勝的大好機會，現(xiàn)在我方不可以再重蹈覆轍。于是，神宗決定乘勢再戰(zhàn)，爭取最后勝利。

原來，早在1598年8月，豐臣秀吉就已經(jīng)去世，日本大臣們決定：密不發(fā)喪、自朝鮮撤軍。9月5日，五大老以豐臣秀吉名義，指示前線將領“爭取最體面的議和”。豐臣秀吉去世的消息終于傳到朝鮮，日軍頓時士氣低落，陣腳大亂。11月，日軍大規(guī)模從朝鮮撤退，明、朝聯(lián)軍乘勢追擊，斬獲頗多。

四、總結與評論

如上所述，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明神宗的決策出現(xiàn)了三次重大失誤：第一，戰(zhàn)爭前，無視情報，疏于防范，不但自己不做好戰(zhàn)爭準備，連督促朝鮮備戰(zhàn)的言辭都沒有，以至日軍突然進攻，朝鮮潰如山崩，明朝也進退失據(jù)、措手不及，更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對朝鮮組織有效的增援。第二，朝鮮求援后，面對朝臣是否出兵的爭議，神宗反應遲鈍，竟然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8個月大軍才入朝作戰(zhàn)，貽誤了痛擊日寇的最佳戰(zhàn)機，不能及時挽救朝鮮人民于水火之中，也給明、朝聯(lián)軍收復失地增加了難度。第三、出兵朝鮮后，戰(zhàn)爭順利，即支持出戰(zhàn)，一遇挫折，便滋生畏敵情緒，傾向議和而不能繼續(xù)再戰(zhàn)，政策游移不定，影響前方再失攻敵良機，和談更是讓敵人取得了備戰(zhàn)時間，無異于縱敵為患。當然，這些重大失誤，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為口含天憲、乾綱獨斷的決策者，神宗無疑應該負主要責任。他決策嚴重失誤，是導致戰(zhàn)爭時斷時續(xù)、拖延至7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結合當時明朝國內形勢，神宗以及明朝方面之所以犯下這些錯誤，也是有著深刻的原因。首先，神宗自身缺乏應對危局的能力和魄力。朱翊鈞長于深宮，養(yǎng)于婦人之手，10歲即位。前十年，有兩位太后和張居正的約束，尚能循規(guī)蹈矩。張居正死后，他野馬脫韁，生活奢靡，躲在深宮，迷戀酒色財氣，怠于臨朝，與外廷隔絕三十年。他不可能具有乃祖朱元璋、朱棣那樣經(jīng)天緯地之才，面對大規(guī)模的國際戰(zhàn)爭，自然不可能迅速決斷，更缺乏把握全局的本領。

單說用人一項，第一次援朝戰(zhàn)爭，派遣戰(zhàn)績顯著且熟悉朝鮮情況的名將李如松帶領遼東軍赴朝參戰(zhàn)是絕對英明的，然而所用于制約李如松的經(jīng)略宋應昌卻無法與李如松合作，神宗不能及時解決這一問題，任由二人處處掣肘，喪失了很多殲敵良機。更令人嘆氣的是，他所用于和談的使者劉維謙，原是市井無賴小兒，以國事當兒戲，左蒙右騙，誤國甚矣。

其次，當時明朝已經(jīng)面臨嚴重的統(tǒng)治危機。明中期以來，政治、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萬歷前十年，在兩位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勵精圖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為大明王朝注入了一支強心劑。但是神宗親政之后，立即清算張居正，將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又顛倒回來，且強化皇帝權威，導致內閣與九卿大臣因循守舊，一個個碌碌無為，務實乏人。他自己身為皇帝，卻急于斂財，派出礦監(jiān)稅使到處騷擾百姓、與民爭利，而又吝惜官俸，致使官署空缺，政府機構運作失常。各地官吏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百姓生活艱難，各地民變不斷發(fā)生，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所以，每次都有朝臣以財政匱乏、民生疲敝為借口反對出戰(zhàn)，戰(zhàn)爭一遇挫折，主和派更加猖獗，他們的行為都不無道理。

再次，朝臣黨同伐異，爭斗激烈，高層變動頻繁，嚴重影響決策效率和執(zhí)行效率。嘉靖以降，世風日下，士大夫投機鉆營者比比皆是，于是朝廷門戶漸開，各派勢力爭相攻訐，紛紛擾擾。如果是為國為民而坦誠布公倒也罷了，但是其中很多爭執(zhí)是意氣用事、毫無意義的，凡你所是，我必非之，凡你所非，我必是之。哪怕是以道德立身于世的東林人士，也不乏此種現(xiàn)象。作為最高負責人的神宗，不勝其煩，加之其能力有限，其判斷自然也受到嚴重影響。整個戰(zhàn)爭過程里，無論是北京中樞，還是前線高層，均發(fā)生多次重大人事調整。如援朝最高文官，先是宋應昌，接著是顧養(yǎng)謙，然后是邢玠、楊鎬并重，最后楊鎬被調回，才由邢玠單獨負責。高層更替頻繁且朝廷干預前線，不僅使決策遲鈍，更造成了對執(zhí)行的動輒掣肘狀態(tài)，援朝的經(jīng)略、提督顧慮重重，恐生變端，雖領兵在外，然偷窺于內，不能進退自如，甚至手足無措，坐失良機，導致戰(zhàn)期延長，數(shù)年無功。

總之，這場戰(zhàn)爭暴露了明朝許多體制性的缺陷。再次審視這場長達7年的戰(zhàn)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我們原本可以贏得不那么艱難——倘若明朝統(tǒng)治集團不那么腐朽，不那么無能的話。

作者：朱聲敏 來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