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佐了4朝8姓11位皇帝的官場不倒翁馮道，是古往今來爭議最大的宰相，他被司馬光稱為奸臣之尤，也被歐陽修罵作沒有廉恥，當代文史大家范文瀾對其亦頗有微詞。但不貪污受賄、不乘人之危搞女人的馮道，也從不乏力挺者，如蘇東坡、南懷瑾、葛劍雄等。古人有云，一臣不事二主，而這個被稱為“亂世不倒翁”的馮道，卻在河南伺了4朝，8姓，11位君主，可謂是“流水的皇帝，鐵打的宰輔”。馮道什么時候“出道”的呢？唐朝末年。

大唐盛世，歌舞升平，但唐朝滅亡之后，中國北方先后經歷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朝代，都城基本在洛陽和開封之間轉悠，這五個朝代歷時84年，史稱“五代”。時局動蕩，社會不安，政治上的“一把手”經常變換，馮道就生活在那個年代。馮道，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人”，五代瀛州景城（今河北）人，好學能文，主持校定了《九經》文字，雕版印書，世稱“五代監本”，為我國官府正式刻印書籍之始。他這一生，三入中書，擔任宰相、三公等職位30年左右，政權和皇帝走馬燈似的輪替不休，他的官運卻一路亨通，長盛不衰。不僅如此，就是外族人統治中國，請他輔政，他照樣接招。

這樣的氣節，這樣的政治理念，在古代的“忠君”大氛圍下屢遭批判。宋朝歐陽修就援引小說來罵他，一個男人拉了寡婦的手，寡婦守節可以斷臂，而馮道怎能忍恥偷生，不知廉恥。當代歷史學家范文瀾也罵：“他（晉高祖石敬瑭）要馮道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當契丹滅晉，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遼主問他為何入朝，答復倒也直率：“無城無兵，怎敢不來？”遼主又責問他：“你是什么老東西？”馮道答：“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遼主聽后倒也歡喜，就任他為太傅。

有一次遼主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在皇帝頻繁更換、亂臣賊子爭當皇帝的社會背景下， 士大夫如何在亂世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該怎樣當“公務員”呢？司馬光與歐陽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才算得上忠。生活在那個年代，馮道可以歸隱山林，也可以“忠君”而死。但當代歷史學家葛劍雄對此提出質疑：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至960年趙匡胤黃袍加體，五十余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守節盡忠，那就會出現六次集體大自殺；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殺十次。

葛劍雄在其書中表示，如果有第三條道路，那就是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個人的毀譽，打破狹隘的國家、民族、宗教觀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來調和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和恢復的途徑。而馮道，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盡管他沒有走得很好，也沒有最終成功，就像他在《長樂老自敘》中所說“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與“滅跡山林”或愚忠于一姓一國的人相比，他無疑該得到更多肯定。正如馮道詩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豺虎叢中也立身。

南懷瑾在《莊子》講記中提到，“馮道說‘虎狼叢中也立身’，他自己認為站在狼虎叢中，這是真的下地獄的精神。在五代這八十余年大亂中，他對于保存中國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所以后來蘇東坡同王安石都贊嘆他，蘇東坡講馮道，‘菩薩，再來人也。’王安石講馮道，‘佛位中人’。說他是活佛。”南懷瑾進一步指出，亂世不倒，當然得有他本身的條件，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其它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即便宋代的歐陽修、司馬光，都認為馮道的節操碎了一地，但也認可一些馮道的做法。

例如，他“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馮道住在草棚中，連床和臥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俸祿與隨從、仆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后再送回去。再如，馮道在喪父后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里，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后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么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不吃拿卡要、不貪污受賄、不乘人之危搞女人，在我看來，馮道是公務員的榜樣，中國職業經理人的典范。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誰家天下，老板是誰，他自以民為本，比那些為爛王朝賣命的臣子要有勇氣得多。他的“忠”，是忠于本職，忠于百姓，而不是狹隘的某姓某人。